「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乾燥根莖），雅號「代食品」，很快就成了主角。饅頭因摻雜了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棗紅色，吃在嘴裏像嚼細木屑，有點割喉嚨，但這比起餓肚子，根本不算個事。紅饅頭雖沒白墡泥（觀音土）耐看，但至少有點營養；雖能引起腹脹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直至把人活活撐死。因此，比起農村人吃光草根樹皮，再去吞白墡泥，城裏人能有紅饅頭果腹，算「洪福齊天」了。
菜以白莖牛皮菜為主。食堂的大鍋，天天都在煮，大家的飯碗，頓頓被光顧。聽說爛了的牛皮菜，吃多了會中毒，但這只是「聽說」，我們周圍的人都不曾中招。畢竟，那時想海吃一頓牛皮菜，都只能是一種奢望。
電影《洪湖赤衛隊》上映後，每到飯點，學生們便把飯碗敲得叮噹響，唱着「洪湖水呀長又長，人心向着吃飯堂，拿起缽缽打三兩呀，還有一碗白菜湯」，湧進大飯堂。吃飯速度之快，堪比如今那些唯獨對美食激情四溢的「乾飯人」：帶着一口氣幹掉一鍋的猛勁，頃刻便見碗底。
飯不夠，零食湊，這零食取自校園中。
校園裏有幾棵大洋槐樹，春天一到，白色小花綴滿枝頭，清香四溢。新鮮槐花的花心，內含丁點兒甜水。餓急了的我們，常常不等槐花落地，便猴急地爬上樹，摘一串槐花，梭下樹，尖起嘴巴猛吸。聽說槐花拌麵粉烙餅好吃，但此時各家的麵粉和用油權，掌控在大鍋飯手裏。所以，即便花落一地，也提不起我們的撿拾興趣。
滿坡蓬勃的構樹，往日的遮陽傘，此時的果腹物。構樹的葉，毛多且粗，超越了食道的承受力，一般用來餵豬。構樹的花，不漂亮，但能吃。春天，雄性構樹上，垂吊着淡綠色的「長桑葚」。我們把它撿來，在開水中過一遍，揉進麵粉里，蒸成粑粑，口感軟糯，相當不錯，但那是大鍋飯取消以後的事了。夏日，雌性構樹上，高掛着紅彤彤的小燈籠，引人流涎。因樹高不易採摘，我只有骨折似仰脖，等它成了自由落體，又摔得爛哇哇髒兮兮，一如豆腐掉進灰缸里。但只要它沒全身心擁抱泥土，我會撿起來，將乾淨的一面塞進嘴裏。甜甜的液汁，填不飽肚子，卻能暫解饑渴。
梧桐樹結的籽（俗稱桐毛豌）也能充飢。毛豌豆長得袖珍，連殼帶芯，只有豌豆大，頗對不住它賴以棲身的粗枝茂葉。剝去外殼，它的芯子僅綠豆大。因為含油，毛豌豆炒熟後挺香。只是炒這迷你豆，要耗費柴火煤炭。而且它結得不多，湊夠炒一鍋的量，需要耐心，所以家裏難得炒一次。聽說生吃有毒，但我還是得空時，撿一把，揣兜里，剝幾顆，塞嘴裏。
還有一種貼地長的小青草，草梗紫紅色，貌似甘蔗，嚼起來有一絲微甜味。當我餓得頭暈眼花時，會悄悄扯幾根這「微型甘蔗」，洗洗擱嘴裏。
遛黑市
大鍋飯吃了約大半年，頹勢盡顯，難以為繼。終於，在上級撤銷令和人們的怨聲中，結束了。
眾人的飯碗重又回歸各自家庭，面對有限的糧油供應，普通百姓頭腦中的各種「刨食」對策和創意，被空前地激發出來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以往絕對禁止的自由貿易（那時稱為黑市），如雨後春筍，從城市的角角落落鑽了出來，政府則對此眼開眼閉。經濟寬裕的人家，總算找到了打發多餘鈔票的地兒，紛紛湧向黑市，購買高出票證限價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食品。因為市場姓「資」，芝麻官或一般黨員怕被人發現後，會被指「立場不堅定，助長投機倒把」。所以，他們去那裏，有點像「鬼子進莊」，偷偷摸摸地。
我家六口人，全靠母親當中學教師的工資養活，沒余錢到黑市瀟灑，但也有三次例外。
第一次，母親揣着好不容易攢的十元錢，帶我到大陽溝菜市場附近的黑市，買煮熟的鹹鴨蛋。母親挑了六個，交給賣蛋大媽。怕「抓精」（餓慌了的扒手）禍害，大媽將蛋放在一起，用一塊布蓋上了。母親點好錢，正要遞給大媽。突然，一隻髒手進出布單，如疾風迅雷，一隻鹹鴨蛋秒間沒了影。母親還未回過神來，大媽又一把奪過了母親手中的鈔票。因為鹹蛋是經大媽之手放的，心痛的母親遂與大媽理論。可那大媽飽經買賣風雲，更何況，她靠此為生，也輸不起，必然錙銖必較。於是，她調升八度，嘴炮如雨。身為知識分子的母親，不善與人爭辯，哪是她的對手！幾個回合下來，強弱頓顯。母親只好自認倒霉，收起五個鴨蛋，拽着我的手，氣鼓鼓地離開了。
第二次，母親帶我們到小什字，吃有名的「九園」包子。饑荒年間，票證配給供應外的所有食品，都是高價。「九園」包子0.6元一個，骨頭湯0.5元一碗。0.6元錢，如今聽來確實便宜，但在饑荒年之前，肉包子0.08元一個，0.6元可買一個大南瓜。小包子與大南瓜，體量如同小兔與大象，差距懸殊。但此刻，小包子在我眼中，簡直就是可愛無比的洋娃娃。母親給我們各買一份（包子和湯），讓一直只能看着有錢人進出的我們，多少滿足一下口腹。香氣撲鼻的包子，我們目不轉睛地盯着，捨不得下手。直到母親說「冷了就不好吃了」，我們才用手掰下一小塊，小心翼翼地放嘴裏，等包子麵皮在口水作用下，變成純甜味，再鄭重其事地吞下去。
「九園」包子雖比一般包子秀氣，但不像後者，一口咬掉一小半，還不見芯。肉餡足的包子，下肚後，從嘴到胃，肉香縈迴，呼口氣、打個嗝，都能讓近旁的人聞到肉香氣。白如玉液的骨頭湯，我們捨不得喝，開始時，用筷子蘸蘸，放嘴裏舔舔，後來才用小勺，一點點地往嘴裏送。那是我們最幸福的一天。此後好長一段時間，我和二哥都沉浸在對那頓美食的綿長回味中。
第三次，母親領着大哥去辦事，到下午了，兩人還沒吃午飯。看着大哥蔫蔫的模樣，母親給大哥買了一個高價包子。大哥剛將包子放嘴邊咬了一口，身邊便如旋風颳過。待他回過神，手中的包子已無蹤跡，定睛一瞧，只有不遠處「抓精」飛逃的背影。好在他還剩奮力呼喊的力氣，「哎，我的包子！我的包子！」痛惜而沮喪的聲音，穿過馬路，街中迴蕩，引得見慣不驚的兩、三路人，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國營食品店也有糖果糕點供應，但都要憑票，有錢也白搭。
糕點每人每月二兩。一家人的糕點票，一個月能買一斤二兩。憑票買的糖餅，一個月吃上兩個，便感覺心在淌蜜。那時，母親難得帶我們上趟街，但只要走到糖果店，我們便會隔着玻璃櫥窗，咽着清口水，偷偷地向內張望，裏面的桃酥餅和蜜麻花，就是「詩和遠方」。
一天，母親帶我去買憑票供應的糖果糕點。出了商店，母親掰了半塊糖餅遞給我。手捏餅子，我心花怒放，數着餅面上的芝麻粒，不覺中與母親拉開了幾步遠的距離。我正要張嘴啃餅，突然，身後傳來「給我吃點吧」，聲音小且沉。我嚇了一跳，轉過身，看到一位身着工裝、頭髮花白的中年人立在身後，饑渴地盯着我手中的餅子。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餅子，快步跟上了母親。那一幕，在我腦海里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幾十年來，每每想起那哀求的眼神、沙啞的嗓音，心都隱隱作痛。
糖果每人每月一兩。每次母親買回硬糖，就裝進桌上的罐子裏，周六晚上，一人分兩顆。我們很自覺，不會去偷吃。一次，我們展開糖紙，發現糖果表面濕漉漉、光溜溜的。原來，二哥沒管住自己的嘴，將最後剩下的幾顆糖剝去糖紙，偷偷地呡了一遍，再完璧歸趙。沒過幾天，我們又發現，小糖罐里墊底的幾顆「光咚咚糖」（未提純的進口古巴糖，褐色。做成糖果後，不包糖紙，外裹一層粗顆粒白糖），像被水洗過，幾乎粘為一體。面對我們疑惑的眼神，二哥倒是痛快，直言「我呡了」。此時的二哥，只要糖能碰嘴唇，管他丟人不丟人。我們知道二哥的性格，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如此不「光明磊落」。見大家都要求母親原諒二哥，母親沒有責備，沉下臉吐出一句：「絕不能再有下一次！」
母親買憑票供應的糖果糕點，一般去離家不遠的華山玉糖果店，但有一次她捨近求遠，去了解放碑的冠生園。原來，她聽說華山玉糖果店早上開門時，發現地上躺着一個人，雙目圓睜，已經死了。他的身邊，有一些散落的餅乾，裝餅乾的紙箱裏，餅乾少了不少。這個餓慌了的人，想必是半夜鑽進店裏，吃了大量餅乾，又沒喝水，隨着餅乾在肚子裏慢慢發脹，把他活活撐死了。「可憐啊！他死的時候，不曉得好難受」，母親邊說邊嘆息。
飢餓像魔法，不久就讓我們瘦得脫了相，特別是我和二哥：臉若刀削，笑起來嘴角似乎要抵達脖子根，胳膊如雞腿，渾身除了骨頭好像只剩了肉皮。上課時，眼睛瞟着窗外，看見飄下的一片黃葉就想：若飄下的是一塊包穀粑粑就安逸了；做作業時，手會微微顫抖，寫的字更像鬼畫桃符；走路時，腳像踩在棉花上，高一腳低一腳地。最難受的是胃，「咕咕咕」地不斷叫喚，難得一回多喝了點兒包穀羹，打個酸嗝，還不捨得吐掉酸水，猛地咽下去，一不小心又把自己嗆着了。再後來，胃像腿肚子一樣開始抽筋，一陣猛過一陣的疼痛，讓人好一陣子緩不過來。還有腸子，餓極了的時候，感覺裏面似有小蟲子在爬，痒痒地。
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壯勞力」，包攬了一應重活。我家住二樓，自來水、廚房都在樓下。全家人每天的用水，基本由大哥手提一隻二十來斤重的水桶，從離家二十多米遠的地方拎回來。夏天，一家人的洗澡水，需要大哥來來回回地跑五、六趟。房間沒下水管，倒洗澡水，靠他用大木盆端下樓。饑荒年間，終日飢腸轆轆，他拎水桶時，手打顫，端木盆時，腿抖索。正是吃長飯的年齡，營養跟不上，一年不到，他的視力急劇下降，上課坐後排，完全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了眼鏡。
黑市五花八門的商品交易，是城市吃緊的物資供應的緩衝劑，擁有它們的前提是，口袋裏有足夠的鈔票。那時，普通家庭每人月均生活費十幾元，貧困家庭甚至只有幾元，想購買這些高價食品，掰指算算，也明白夠不夠。那些經濟相對寬裕的人家，即便為了嘴巴捨得花錢，但鈔票卻攆不上「黑市」物價的漲幅。到後來，就是那些箱底有存貨的少數有錢人家，也漸漸感到囊中羞澀了。
只要尚存一口氣，「鬥餓」就得動腦筋。吃不飽，又沒錢逛黑市，困窘中的人們，走上了自力之路。
挖野菜
初始的自力之路是到郊區農村挖野菜。
每到星日，三個哥姐每人背個背篼，帶上五個包穀面饅頭，到大溪溝河邊乘過河船，直達嘉陵江北岸。過河後，再走幾里路，到五里店一帶「尋寶」。由於早上喝的稀飯，三人剛過了河，胃便空了。想着反正饅頭早晚要吃，早吃早享受，於是未等開工，哥姐便把當午飯的饅頭啃個精光，結果從中午到晚上，都餓着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