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因為書寫本身就是抗秦的一種形式。被驅逐的人不能回到現場，他能做的事，就是用筆把現場的真相帶到那個現場的封鎖無法觸及的地方。這個動作的政治效力，正在於它打破了極權對「敘事權」的壟斷。
我在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到2023年從英國輾轉來到台灣，至今每天用繁體中文與英文寫作。我寫《我城存歿》、《山城滄桑》、《香港已死？》等書；寫香港的中文大學如何變成不能說真話的中文大學、尖銳批評中文大學現任校長盧煜明的公開信。每一篇都是公開署名文章，都會被中共與港府的監控機器讀到。
這個動作是什麼？這就是抗秦。
羅世宏把「離開香港」與「不抗秦」劃上等號，是把抗秦的形式單一化為「肉身留在原地」。在這個邏輯下，1970年代我在德國認識的台灣朋友、廖文毅、史明、湯瑪斯．曼、索贊尼辛、米沃什、鄭義、廖亦武，全都成了「避秦者卻要別人抗秦」。這個結論顯然荒謬。
再進一步。羅世宏把「我離開香港」與「龍應台在台灣安全位置發言」放在同一個倫理天秤上，要說明兩者都是「風險外部化」。這個並置本身就有問題。
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的言論空間迅速崩塌，作者在那一年7月18日離開香港。圖片取自香港警察臉書
我離開香港不是論述選擇，是政治被迫。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的言論空間迅速崩塌。我在那一年7月18日離開，是因為留下繼續寫這些文章，會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勢力罪」起訴。我的離開是流亡，不是退路。流亡與退路的差別，是流亡者沒有回去的選項，退路是隨時可以再回到安全位置的備案。
龍應台不是流亡者。她在台灣有家、讀者、版稅、講演邀請、出版社、《紐約時報》專欄管道。她的位置不是被迫的離開，是主動的存在。被迫流亡與主動論述，這兩種位置不能在同一個倫理天秤上對比。羅世宏的並置抹去了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差別。
三、什麼是「秦」？羅世宏的承認
「避秦」這個典故，出自陶淵明〈桃花源記〉。秦在中國思想史里，指的是併吞六國、焚書坑儒、實施極權統治的秦帝國。「避秦」的意思是逃離極權的統治；「抗秦」則是抵抗它；至於「迎秦」，這個詞是我用來指那種主動向秦遞橄欖枝、把秦預設為可對話對象的論述位置。
這套詞語在2026年的台海語境裏，當然有特定的所指。
「秦」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羅世宏自己已經給出。他在指控我「避秦者卻要別人抗秦」的時候，他用「秦」這個詞描述的對象是什麼？是國民黨嗎？顯然不是。我離開香港不是因為國民黨；台灣面對的「抗秦代價」也不是國民黨。
「秦」在羅世宏這段論述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今的中共獨裁政權。這是他自己使用這個詞時隱含的對象。他沒有明說，但必須這樣使用，指控才能成立。
這個隱含的承認非常重要。
因為一旦承認「秦」就是中共，那就意味着羅世宏自己接受了下列事實：中共政權是一個極權體制；它對台灣構成壓迫性威脅；台灣面對它有「抗」或「不抗」的選擇；流亡者離開的「秦國」與台灣面對的「秦國」是同一個對象。
這個承認從根本上瓦解了他自己對龍應台的辯護。如果「秦」是中共，那麼問題就不再是「我是否避秦」、「台灣人是否該抗秦」這種倫理層次的指責，而變成更尖銳的問題：當對話的另一方是一個真正的「秦」、是一個焚書坑儒的極權體制時，「謙卑」、「和解」、「以時間軟化」這些詞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正是我〈為什麼我不能「謙卑」〉一文的核心問題。羅世宏用「秦」這個詞反駁我的時候，他其實已經站在我的論述位置上，只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
四、迎秦：肉身與論述的朝向
區分清楚「避秦」與「抗秦」的關係，理清「秦」的所指之後，現在可以追問：什麼是「迎秦」？
迎秦者與避秦者的關鍵差別，不在肉身位置，在於論述的朝向。
避秦者背對着秦的方向，繼續寫、說、揭露秦的暴力。他的肉身可以離開秦的領土，但書寫朝向是面向秦的暴力本身，要求把秦的真相讓世界看見。
迎秦者面向着秦的方向，要求自己這一邊的人「謙卑」、「和解」、「以某種方式與大陸對話」。他的肉身可以留在台灣、留在自由社會，但論述朝向是要求自己這一邊調整、放軟、收斂，希望這個調整能讓秦產生善意的回應。
龍應台的位置就是後者。
看她這幾年做了什麼。2025年4月在《紐約時報》發表〈留給台灣的時間不多了〉[13]，告訴國際社會台灣應該調整其對抗中共的姿態。2025年9月在《天下雜誌》發表〈除了「兵推」更要「和平推」〉[14]，把「和平推」提升為與「兵推」對等的戰略選項，預設兩岸是兩個對等的、都需要降溫的衝突方。2026年4月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發表「當戰爭不結束」演講[15]，用「白骨視角」抹平國共內戰的政治責任。她在2025台北國際和平論壇開幕說「沒有國防就沒有生存機會」[16]，但她整套論述的重心從來不在防衛，而在「謙卑」、「和解」、「對話機制」、「以時間軟化僵硬的意識形態」。
這些動作的共同朝向是什麼？是要求台灣這一邊調整、放軟、收斂、降溫，希望這個調整能讓中共產生善意回應。這就是迎秦。
迎秦者不必避秦，她甚至可以肉身就在台灣，繼續寫她的鳳梨田與太平洋岸。她的位置在物理上完全沒有「離開」。但她論述的朝向，是面向中共那個方向、要求台灣社會調整自己的方向。
「謙卑」二字不是我塞進龍應台口中的稻草人，是龍應台自己用過的關鍵詞。夏珍2025年9月19日於《風傳媒》發表的〈兵推打不贏，和平推不動：龍應台的浪漫與焦慮〉一文中[17]，明白寫道：「她的『謙卑』不是衝着台灣，而是衝着強者：中國大陸。」夏珍是同情龍應台、為她辯護的評論者，她的轉述沒有理由扭曲。
問題在於：龍應台的「謙卑」如果衝着北京，物理上能不能抵達北京？答案是抵達不了。她的書在大陸禁書十七年，她的文章在大陸不能刊登，她的講座在大陸不可能舉行。實際吸收這個「謙卑」訊息、有可能因此調整自己政策方向的讀者群，只能是台灣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