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達賴喇嘛本人退出後，流亡議會制度仍然保留僧侶集團的特殊政治地位，政教分離的改革就只能說完成了一半，甚至會在邏輯上顯得自相矛盾。這時的改革應該由身處議會宗教席位的僧侶代表承接下來。既然達賴喇嘛本人都已放棄世俗權力，議會的宗教身份特權就更沒有不可放棄的理由。
一、宗教配額、雙重投票與故土分區：制度的內在張力
如果把流亡西藏的政治制度放在現代民主的標準下來看，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它始終沒有真正完成從「流亡共同體的儲存機制」到「現代公民平等政治」的轉變。它一方面具有憲章、議會、選舉委員會、普選等現代制度外形；另一方面，又把宗教傳統、歷史地域和流亡早期形成的社群代表邏輯，繼續嵌入議會組成和選舉規則之中。現行《流亡藏人憲章》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藏人公民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同時又規定議會席次由三大傳統地區（衛藏、康、安多）各十席、五個宗教教派各兩席，再加海外代表組成。也就是說，流亡西藏的議會從根本上不是按等量公民組成的議會，而是由「地區/宗教/海外僑民」三套代表邏輯拼接的混合體制。
這種混合體制在流亡初期有其歷史理由。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失去領土、人口分散、政治前途不明的條件下，把「整個西藏」象徵性地儲存下來。三大地區的代表安排，服務於「西藏整體仍然存在」的政治敘事；宗教教派的席位安排，服務於藏傳佛教諸教派與苯教的共存和平衡。這套設計的歷史功能不能抹殺。但問題也在這裏：一種原本為了維繫共同體而設的過渡性制度，在長期流亡、代際更替、人口全球分散後，被繼續當作民主制度本身，其歷史合理性便變成現實中的制度負擔。
最明顯的問題，是宗教代表進入議會並獲得制度性額外權重。按照《流亡藏人憲章》第37條，五教派各有兩名議員，意味着宗教共同體不是作為普通公民社會中的結社存在，而是被寫入立法機關的結構。而且在實際選舉中，僧尼不只是像其他人一樣參與對一般議員的投票，還能為其所屬教派的兩名代表投票，因此擁有「額外兩票」。
這帶來的第一個民主的根本性問題：公民權不是等量的。《流亡藏人憲章》第11條確認成年公民普遍擁有選舉權，但在議會選舉的具體制度中，公民不是作為同質個人進入選舉，而是先被置入不同社群身份中。普通世俗藏人只有一般投票權；僧尼則在一般投票之外，還擁有宗教代表投票權。這種制度設計使得宗教身份本身成為政治加權來源，宗教身份本身構成了立法權的一部分，並賦予額外選舉權重。對於現代民主，選票平等原則就此受到結構性削弱。
第二個問題是宗教與立法之間的邊界長期模糊化。宗教人士作為普通公民參選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流亡西藏的制度不是讓宗教人士以個人身份進入競爭，而是讓宗教教派以固定名額進入議會。這樣一來，議會內部的一部分席位不是圍繞公共政策、社會議題、財政監督、教育福利等現代政治議題形成，而是圍繞宗派歸屬形成，強化的是教派，不是公民。其結果是，議會內的一部分合法性基礎不來自公共討論，而來自宗教身份。這對一個以「民主」自我標示的政體而言，是無法迴避的矛盾。
第三個問題，是以衛藏、康、安多三大傳統地區為基礎的議員分配，越來越脫離現實社會基礎。經過數十年流亡，選民多數並未在其「所屬地區」生活過，甚至不在那裏出生。所謂的「所屬地區」不過是家族來源、祖輩記憶或政治身份的分類，而非現實生活經驗、地方利益結構或實際公共事務空間。這樣產生的代表關係天然帶有懸空性：議員代表的到底是現實中的社群，還是被繼承下來的故土名稱？選民投票表達的，到底是現實生活中的政策訴求，還是流亡共同體中的歷史認同？兩者不是一回事。
故土分區在流亡早期的作用，是把被摧毀的西藏政治地理在流亡中重新拼起來，藉此維持民族整體性的象徵。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分割槽越來越像一種政治譜系的繼承機制，而不是現實社會的代表機制。這種「整個西藏」的象徵輪廓削弱了議會與現實人口分佈、代際經驗、社會問題之間的直接對應關係。造成代表性錯位：制度名義上代表地區，實際上代表祖源。這種錯位持續損耗議會的現代性與可問責性。
第四個問題，是這套制度在流亡人口全球化後，形成對不同地域藏人的不平等待遇。CTA（藏人行政中央）官方選舉網站寫得非常明確：居住在外國的藏人，若不在印度、尼泊爾、不丹，不能參加省區席和宗教席的選舉，也不能在這些席位上參選。也就是說，歐美、澳洲及亞洲其他地區的流亡藏人，雖然也是這個政治共同體的一部分，卻被部分排除在議會主幹結構外，只能選舉海外代表席，不能平等地進入制度核心的三區席與宗教席。使得分散並國際化的新一代流亡藏人，比舊聚居區藏人的政治參與範圍更窄，形成對共同體內部的新生代和現代性成分的排斥。
從制度性質說，流亡西藏的民主把前置身份放在了公民之前。在當代非神權國家中，宗教人士因宗教身份而在立法機關中獲得當然席位已然罕見；而像流亡西藏既保留宗教席位，又讓宗教人士在一般投票之外再擁有額外投票權的做法，幾乎絕無僅有。因此就現代民主的普遍邏輯而言，流亡西藏的政體是一個把前現代社群代表和現代選舉外殼拼接在一起的異常案例。這種把政治問題社群化、把公共討論身份化、把議會變成各傳統之間的平衡裝置而非真正圍繞現實進行平等協商的立法機關，難以生成真正現代的公民政治。
二、從歷史象徵到身份特權：制度如何偏離現實社會
為這種制度的所做的辯護，通常提出的是看上去政治正確的理由：這不只是選舉技術，而是在制度上持續宣示西藏是有自身歷史疆域、內部區域結構和宗教文明傳統的政治共同體。議會必須保持這個輪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