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一種制度有沒有歷史象徵意義，不能替代它有沒有現實政治效能。流亡已近七十年，越來越多選民出生在印度次大陸，或成長於歐美、澳洲及其他國家；此時繼續以歷史地區作為議會主軸，能夠維持歷史敘事，卻越來越難以形成現實問責。議員名義上代表「地區」，實際卻未必面對一個真實存在的公共領域。於是制度儲存的更多是象徵的外殼，而不是政治的實質。
更重要的是，這種地區劃分還帶來另一個常被忽略的後果：它並沒有把流亡藏人真正凝聚為一體，反而在海外社會中不斷複製和製造並不真實存在的內部邊界。流亡藏人本來是在共同流亡、共同語言文化、共同政治命運中的整體，並不生活在衛藏、康、安多的現實空間中，可是制度卻要求人們進入選舉時首先把自己理解為從未到過的某區域成員。結果便是，本來應當在流亡處境中逐漸淡化的歷史區分，反而被制度重新強化，變成一種不斷被提醒、被登記、被動員、被競爭的身份標籤。
這種人為地把海外藏人分割為若干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區域，更像一種被制度製造出來的「想像的共同體」，而不是現實的社會共同體。問題不只是這種想像是否空泛，而是它一旦進入競爭性政治，就會在席位分配、候選動員、社群站隊和政治話語中被不斷放大，最後變成事實上的心理邊界和政治邊界。
這對流亡西藏自身的團結，不但沒有積極意義，而且有害，沒有讓人們更接近「流亡藏人」這一共同身份，反而不斷提醒人們「你屬於哪一區」。一旦這種區分與選舉利益結合，會轉化為現實政治中的動員資源和衝突資源。名義上是維護整個西藏的歷史輪廓，實際卻是在流亡社會內部持續製造不必要的內部分類，並把這種分類合法化、制度化、競爭化，滋生猜疑、隔閡與矛盾。對一個沒有主權疆域、主要依靠共同認同維繫的流亡社會來說，這種做法尤其危險。
當故土分區的象徵功能無法轉化為現實政治能力時，象徵本身會開始反噬制度——被既得利益者拿來當作拒絕改革的盾牌。本來應該公開討論的制度問題，被套上政治正確的外衣；本來應該被檢驗的代表機制，被包裝成不可觸動的祖源忠誠。這時，歷史敘事被用於凍結現實改革。制度已經不再主要服務於「歷史象徵」，而開始服務於「社群既得利益」。
如果一種制度只能靠維持身份加權、維持脫離現實的配額來證明歷史上的曾經存在，那它暴露的只是歷史敘事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空洞化。當象徵脫離現實，就會變成儀式；當儀式不可批評，就會變成權力工具。
1949年蔣介石政權遷移台灣後，長期維持「整個中國」的憲法代表結構。許多中央民意代表原本是在大陸各省選出的，無法回到各省重新選舉，便以「非常時期」的名義繼續留任。最初是為了避免憲政機關停擺的應變措施，這屆代表卻一直保持在任逾三十年才被終止。值得流亡西藏借鑑的是，終止台灣的「萬年國會」的判決時所指出的：非常時期的例外安排一旦被無限延長，就會從保全憲制的手段，變成損害民主正當性的根源。
把政治象徵放在了在現實社會重建正當代表關係的前面，結果就會是國家敘事越來越宏大，現實代表卻越來越空洞。最終，這種不回到現實生活基礎的代表結構，未必能有效地維繫其所聲稱象徵，反而可能製造三種危害。第一，把本應屬於全體公民的平等政治社群化、宗派化，使民主無法從傳統身份中脫離出來。第二，把現實社會中的代際變化、全球流散、居住地差異，都壓在祖源地區和宗教傳統之下，造成代表性日益懸空。第三，讓既得利益者能夠不斷借「民族大義」阻止制度改革，把任何批評都污名化為政治立場錯誤。到了這一步，儲存的其實只剩下某些群體在傳統名義下繼續佔有政治通道的能力。
一個流亡共同體若真想證明自己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就不能長期依賴前現代社群配額和例外性代表機制。越是長期流亡，越需要讓制度證明，它不是靠紀念故土而存在，而是靠現實中的公民意志而存在。真正能夠支撐民族延續的，不是僧尼的額外兩票，不是祖源地區的固定十席，也不是把海外新世代排除在核心席次之外；而是制度能否在歷史記憶之上重建平等、可更新、可問責的公共代表關係。繼續拒絕面對這一點，最終損耗的不只是民主的質量，也會是它自己最珍視的政治正當性。
流亡西藏本身不控制領土，也不掌握國家那種強制性的法律與行政機器。它的凝聚力歸根結底只能來自兩點：一是道義上的公正；二是現實中的問題解決能力。其現行體制把流亡社會中本應透過公正程式和現實協商來解決的利益衝突，轉化為披着民族大義外衣的身份對抗。面對如此表述，妥協會顯得可恥，改革會被污名化，批評會被指控破壞團結。結果是民粹化情緒動員壓倒公共理性，社群化分裂日益加劇，一部分人會越來越激烈地投入這種競爭，更多普通成員會厭倦。因為他們會發現這套制度既不能真正代表民族，也不能公平處理現實問題。在主權國家內部，公民通常沒有退出國家政治的選項；而流亡社群卻不是一個無法離開的主權體系，退出是最簡單的選擇：不投票、不關心、不參加、不再承認其與自己現實生活有重要關係。對一個領土主權、沒有強制國家機器的流亡共同體來說，這種冷漠比公開衝突更危險，它會讓制度只剩形式，讓民族只剩名義。失去人心，就是最實質的瓦解。
三、回到一人一票：宗教特權的退出與制度重建
現代民主為什麼一定要反對宗教特權化，原因是：
1.民主的合法性來源與宗教權威的來源不同
民主的合法性來自平等公民的授權，來自可更替、可反對、可撤回的人民同意。宗教權威的來源則是經典、傳承、戒律、神聖性、上師體系或教會結構，天然不是按「一人一票」建立，也不是為了接受世俗多數的定期審查而存在。
2.宗教特權破壞公民平等
現代民主當然允許宗教人士參選，但不能允許因宗教身份增加選票、因宗教身份而有固定議席。一旦宗教成員比其他公民擁有更多的制度入口，就不再是把所有人當作同樣的政治主體。僧人而有額外票權或固定名額不是「宗教自由」而是「宗教特權」，違反平等選舉的基本邏輯。
3.宗教把可協商問題神聖化
世俗政治里的爭議原則上都應當可討論、妥協、修改、撤換……但當政治立場與宗教正統捆綁，爭論會變質。反對某個政策，可被說成反傳統、反信仰。制度爭議被轉化成道德審判。政治對手不再是意見不同的人，成了「背離民族的人」。由此壓縮妥協空間，陷入神聖化的派系鬥爭。
4.宗教權威的組織形式天然不適合充當現代公共權力骨架
宗教組織內部的等級、戒律、服從關係是其自治秩序的一部分；但民主權力面對全體公民，包括不同宗教者、無宗教者、改宗者、懷疑者、邊緣群體，就不能把宗教組織的內部權威，上升為全體公民必須接受的政治權威。
5.宗教特權會腐蝕宗教本身。
很多人以為限制宗教特權是在削弱宗教，其實相反。宗教越接近權力，越容易失去它原本最有力量的東西——道德感召、精神感召、自願追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