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西藏的政治改革可能需要比較複雜的系統工程，也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但不能固步自封，更應該克服阻力。2016年應流亡藏人議會的邀請，由國際西藏議員網路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協調，藏人人權與民主中心協助的「西藏流亡選舉觀察團」（ Tibetan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成員包括歐洲、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義大利的現任或前任議員，依據國際民主選舉標準對流亡社會選舉規則作出觀察後正式提交的評估，已經明確提出了僧尼的「2 additional votes」（額外兩票）選舉本教派代表，應修訂為貫徹「one person, one vote」（一人一票）。但迄今過去十年，問題依舊。
今天對流亡西藏而言，政治改革先不需要考慮更複雜的創新，也無需先解決目前代議制暴露的諸多缺陷，因為本體問題一目了然，只需先達到最低的改革條件——把「人作為公民」放在「人作為宗教成員或祖源地區成員」之前，讓流亡西藏的民主從歷史象徵的外殼轉回現實共同體的政治。按照當代民主的基本標準，廢除議會中的宗教席位，廢除宗教身份帶來的附加投票權，廢除三區固定代表名額，使所有成員首先作為平等公民進入政治程式，實行真正的一人一票。在此基礎上，再按現實社群、現實居住地、現實人口分佈來組織代表選舉，或在地方代表之外設定一部分面向全體選民的整體性席位——當滿足了這種最低改革條件，流亡西藏也就能獲得可以回應現實的民主基礎。
在這一點上，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作出了最具歷史分量的示範。歷史上的達賴喇嘛同時是西藏宗教與世俗政治的雙重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也長期在流亡西藏擔任這種角色。進入二十一世紀，達賴喇嘛主動進行權力轉移，2011年正式將世俗權力轉交給民選領導人，結束了達賴喇嘛兼具宗教與世俗領袖的三百六十八年傳統。這個舉動本身，就是流亡西藏現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象徵。它說明，哪怕是最具歷史正當性、最具宗教威望、最能代表西藏連續性的身份，也可以主動退出世俗權力，把政治還給民主程式。由此不僅體現了達賴喇嘛個人的崇高道德，更是體現了宗教與民主各歸其位的現代原則。
然而達賴喇嘛本人退出後，議會制度仍然保留僧侶集團的特殊政治地位，政教分離的改革就只能說完成了一半，甚至會在邏輯上顯得自相矛盾。這時的改革應該由身處議會宗教席位的僧侶代表承接下來。既然達賴喇嘛本人都已放棄世俗權力，議會的宗教身份特權就更沒有不可放棄的理由。達賴喇嘛的退出已經把「歷史象徵是否必須繼續佔據現實權力」這個問題回答完了：最大的歷史象徵已經退出，其他宗教人士只應再接再厲，主動結束議會的宗教特權，才符合達賴喇嘛確立的歷史方向。
至此結論是，流亡西藏的政治改革，首先應當沿着達賴喇嘛已經啟動的宗教退出機制繼續往前走。這不是削弱西藏傳統，不是否定宗教在藏人社會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是把宗教從世俗權力競爭中解放出來，把民主從身份特權中解放出來。當具有超脫心的宗教代表主動從議會退出，地區代表的退出就更容易水到渠成。流亡西藏的政治現代化就此拆除最後屏障，也就有了新的起點，去尋求更符合西藏未來的民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