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動員，老少都上陣，剛剛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戶，我們又接到上級通知，要所有住戶都準備5天的乾糧，說是要打仗。這個消息讓我們全家人都處在十分緊張憂慮的狀態中。外婆蒸了好幾十個饅頭，就等着一聲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時是個孩子，對打仗的事，沒有恐懼，只有好奇，天天盼着疏散的命令。結果，等到饅頭都要變質了，命令還沒有來。無奈，為了不糟踏糧食，我們一家人只好頓頓吃饅頭，直到全部吃完，也沒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後，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們又是全家動員，清理工作非常難做，幾十塊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項工程。這一切對我們來說，純屬無妄之災。
接下來，就到了四處挖戰壕的時刻。那一年，瀋陽軍區向我們這個研究所派了3名軍代表。來做黨委書記的，是一名副團級軍官，其餘二人是排級幹部。這位新任書記，負責「主持大局」，具體工作，由二位小排長出面指揮。當時戰備形勢嚴峻（後來才知道，所謂的形勢嚴峻，根本是胡謅），每棟家屬住宅樓的前後，都要挖戰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棟樓的前面也是如此。
說到此處，不得不簡單提一下我們科研大院的環境。我們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整個大院呈長方形，前面是工作區，後面是家屬住宅區。家屬區內，共有20棟三層宿舍，其中二棟是高級研究員住宅，簡稱高研樓。兩棟高研樓的前後，都是面積很大的花園，裏面有各種樹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鮮花盛開，景色非常美麗。文革開始，花園也受到破壞，樹斷花殘，一片狼藉。前面說到的戰壕，就是要從這個花園中通過。
命令一下，各單位的男人們都要出來挖壕溝，一天的功夫，樓前就出現了一條橫貫東西，寬度大約1米，深度半米的長溝。傍晚，兩個小排長前來視察，對各處「工程」進度表示滿意。當時，我就站在壕溝旁，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他們離開後，我和幾個小孩子就跳了進去，玩起了「打仗」的遊戲。站在壕溝中，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這麼淺的一條溝，十來歲的孩子把它當「戰壕」玩遊戲剛好合適，不知道大人們如何在溝里行動。真當戰壕用太淺，前後也沒有屏蔽，如何戰鬥？當交通壕的話，估計人們在裏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彈。現在回想起來，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實用意，可能這就是「折騰」吧。
幾天後，樓後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實這只是個很小的半地下掩體，十多二十米長的磚土結構，大概也就是能夠抵擋個手榴彈之類的攻擊。接下來就是防空演習。警報隨時會響起來，一聽到警報，所有的人都要鑽進防空洞。對孩子來說，第一次進防空洞的感覺是新鮮的，幾十個鄰居擠在一起，門一關，裏面黑乎乎的，只有蠟燭微弱的光亮在一閃一閃。有時，不小心把蠟燭搞滅了，裏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開始有些不安。由於空間狹小，人們又是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起，幾分鐘後，就有些空氣不足的感覺，大家都覺得很悶。記得有一個叔叔說：「這樣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說不定這個簡陋的洞還會塌下來。」這樣的言論，更加深了我的恐懼。隨後的日子裏，每次警報，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發生。沒過多久，果真聽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從此之後，我和外公就再也沒有進過防空洞，我們偷偷地躲在家裏，拉上窗簾，閉門不出。
我們的大院，這時一共挖了十幾個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樓一洞，把院裏優美的環境完全破壞掉了，到處是洞和溝。這些戰備「遺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滅掉。
一個女人給我留下的難忘印象
文革動亂那個瘋狂的時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許多深刻的記憶。對我觸動最深的，是一場小型批判會。那是發生在文革後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後，天空碧藍，偶爾一片白雲飄過。我和幾個小夥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區附近玩耍。忽然從一扇敞開的窗子裏傳來一陣嘈雜聲。我們幾個小孩兒本能地跑過去看熱鬧。一排平房的一間辦公室里，坐着十來個男人，正在沖站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女人吼叫，聲音尖銳而嚴厲。我站在窗口，向裏面望去，這是個40歲左右的女人，短髮，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褲，是那個時代最常見的式樣。由於是站在她的斜背後，我看不到她的臉，只能通過話語的音調，來想像她的表情。旁邊的小朋友說，這是住在我們後面樓那個小女孩兒陳園她媽。
我們跑過去的時候，批判會已經開了一陣，所以聽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這群男人的正面，剛好能看清這些人的容貌，一個一個橫眉豎目，面目猙獰，還不時地擼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動手打人的準備。
生活在文革時代，對這類場面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但我從未如此近距離地「參加」批鬥會。當時我的感覺非常恐懼，心跳得厲害，呼吸也變得不是很順暢，很怕這些男人會對這個女人動粗。
我們的大院，是兩個研究所共用的，批判會上的人屬於另外一個研究所，所以這裏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個女人是陳園她媽外，其他的人，一個都不認識。只知道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對「現行反革命」，罪狀不詳。她的兒子比我大幾歲，從不和人說話。女兒陳園比我小几歲，永遠是滿臉憂鬱，有點林黛玉的味道。由於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顧，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關進監獄一段時間後，她被提前放了出來，說是監外執行，留在研究所監督改造。（我讀中學的時候，70年代末，據說這個陳先生也放出來了。但我從未見到過他本人。）這次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一群人批鬥，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麼問題，還說她「很不老實」，要她低頭認罪。
面對一群凶神惡煞的男人，這個女人的態度非常鎮定，回答問題時，語調平靜，既不緊張，也沒有激動，當然，更聽不出來一絲的恐懼。和那些審問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方是氣急敗壞的吼叫，另一方是波瀾不驚的從容。這個對比給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對這個女人充滿了敬意。在這過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很小的細節，那就是，當那些男人口出穢言對她肆意侮辱的時候，女人放在身體兩側的手，會不自覺地攥緊拳頭，這個動作，讓我體會到了女人內心的感受。從容不迫的背後，是堅定無比的意志和壓抑的憤怒。
這齣鬧劇是如何收場的，我不知道。當時很害怕，不敢再繼續看下去。兒時的這個見聞，陪伴了我30多年。對這個女人心態的解讀，隨着年齡的增加，也變得越來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頭認罪，只有這個女人給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
多年以後，回想當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設想遇到同樣情形，也無法達到她那樣的境界。時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樣。
不堪回首的小學生活
我的整個小學時光，是處在文革中後期的時間段中。從批林批孔，反對師道尊嚴，到評《水滸》，批宋江，幾乎所有的記憶都和政治運動有關。那是個瘋狂的時代，校內校外都處在濃厚的政治氣氛當中。
1970年春，我開始讀小學。那時家附近的幾所「正規」小學校舍不夠用，我們科研大院的適齡孩子，都不能循序進入小學讀書。解決的辦法是：科研所負責找個地方，由民辦教師充當師資。開始的幾個月里，我們幾十個孩子，在被稱做「牛棚」的兩間土棚中上課。用大人們開會用的長凳當桌子，每個孩子自帶板凳上學。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牛棚」這個名詞，據說這個地方，之前真的是用來養牲口的，但應該不是養牛，我們所里不存在養牛的可能性，也不應該是養豬的地方，因為豬圈就在隔壁。為什麼叫牛棚，對我來說是個「世紀疑問」。
開始上課了，但沒有課本，每天的內容就是語文和算術。第一堂語文課是教幾個拼音字母。算術課就是1—100個數，每天教幾個數字。老師是檔案存放在街道的兩位20出頭的女孩子，是民辦教師的頭銜。我至今也沒搞明白，這民辦教師到底是個什麼含義，給民辦小學當教師？還是教師的水平屬於「民辦」的檔次？
這年的冬天，天寒地凍，牛棚里的氣溫和外面的沒有多少分別。我們這些孩子實在無法堅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開學後，我們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屬住宅樓一樓的一個單元。新教室的條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資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時間製作了一批簡陋的課桌和椅子，總算是有個教室的樣子。接下來，新課本也發下來了。語文課本前面幾篇課文，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第一課：毛主席萬歲。第二課：學習毛主席語錄。第三課：高唱東方紅。第四課：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每篇課文一頁紙。雖然學會了讀和寫，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沒搞明白什麼是「叛徒、內奸、工賊」。連劉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許人。老師從不解釋，我們也沒人問，不懂得問，也不會問。既然打倒，肯定是壞蛋無疑，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小學一，二年級的生活，相對來說還算平靜。老師能夠掌控課堂上的一切，調皮的孩子們也不敢太放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儘管受歧視，不被批准加入「紅小兵」，但沒有遇到過多的刁難。從三年級開始，進入正式小學上課後，一切都變得不同起來。
小學校舍坐落在我們大院的北院牆外，與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層大樓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場。和其他同時期的小學相比，條件算是不錯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塗，校內秩序遠不如其他小學。我們班裏，學生們都是大院子弟，幾位「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課堂上搗亂，不但和老師對頂，口出穢言，還欺負女同學，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都是他們暴力發泄的對象。每天的課堂生活，亂鬨鬨地開始，又亂鬨鬨地結束。
四年級的時候，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學校里更是亂成一鍋粥。整棟教學樓每一處角落都鋪滿師生們的大字報，不過這只是運動在校園內展開的外部表現，針對教師個人的「反師道尊嚴」，則是運動進入校園實實在在的本質內容。當時，我們學校每位教師、學生，都要寫大字報（不寫不行），內容是批林批孔，對一個11歲的孩子來說，這篇「命題作文」的難度實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學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報是我媽幫我寫的，準確地說，是照報紙抄的，斗大的字寫了一筐算是交差。至於內容如何，我完全沒有印象，根本就沒看。接下來就是批判三年級一班的班主任。這是她們班裏一位「根紅苗正」的「反潮流小將」，在家長的授意下，向黃帥同學學習，帶頭造班主任「師道尊嚴」的反，在校內打響的第一炮。不知道這位老師的「罪狀」如何，只記得這事是搞得「轟轟烈烈」，全校師生都知道這個班裏發生的「反潮流」行動。最後的結果很可笑：這位老師「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站到了革命陣營中來」。我當時根本就搞不清是怎麼回事，感覺她們師生二人都紅了，出名了，無論是「小將」還是老師，都成了我們全體師生學習的榜樣。學習「小將」容易理解，對這個老師，學她個啥？勇於批判自己，改正錯誤？我甚至還有個不敢說出口的感覺：不知道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場戲，大家都出名。之後，這個老師「更上一層樓」，比以前神氣多了。難怪我有這樣的想法，否則，實在是不好理解。
之後，我們班裏也有人跟風，幾位同學，其中還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會匯報，說我們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學習時間，給我們班裏的同學補珠算課。情況是屬實的，我們的班主任的確是用政治學習時間給我們補課。那個時候，學時少，老師都在「跳着教」，這個老師比較負責，看完不成教學進度就增加學時，結果被學生告了一狀，最後被迫在全班同學面前檢討錯誤，自我批判。我當時感覺很不對勁，這幾個同學不是「恩將仇報」嗎？
從「反潮流」，反「師道尊嚴」開始，校內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們班裏的那些「混小子」，更加無法無天，在課堂上公然行兇打人，互相打鬥，打女同學，最後到了敢和老師動手的地步。課根本沒法上，記得有一次，老師氣得離開教室回辦公室，我們這些女同學被他們搞得從窗子跳出去「逃生」。當時心想，幸虧教室在一樓，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結。
那一段日子，是我學生生涯最苦惱的時期。無論校內校外，天天都要受這班「小混蛋」的欺負，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有時還被這班傢伙堵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夠了氣。這種亂象，一直持續到「四人幫」倒台才算結束。
「反潮流」後，由於校內的秩序混亂，公共財物也被破壞得很厲害。我們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沒有玻璃，學校也沒錢更換。大冬天的，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裏上課，很艱難。最後，快畢業的時候，還是兩位家長從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總算把窗子安上了。
這段小學生活里，讓我覺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農民前後兩次的憶苦思甜報告。這位貧苦的老大媽，三年裏給我們做了兩次報告，講述她自己及家人在「萬惡的舊社會」里所遭受的苦難。同一個家庭，同一個人，兩次的講述內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數一致外，其他的「苦難經歷」基本上沒有一致的地方。記得在第二次聽報告的時候，開始時我心裏的想法是：這個人八成年紀大了（其實也不是太大，60歲出頭的樣子），過去的事記不清了。到後來就覺得很不對勁，再糊塗，也不會把基本的事情說錯。她可能以為台下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瞎編也無妨。豈不知有我這樣一個記憶功能非常優秀的學生坐在那裏。
小學時期對一個孩子來說，應該是一段鋪滿鮮花的路程。父母的寵愛，師長的呵護，同學之間的友誼，這一切像一首優美的交響曲，伴隨着心靈的成長。可惜，在那個變態的時代，整整一輩人，沒人能得到這本應屬於自己的一切。每當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夠快樂無憂地享受校園生活時，心底都會湧出一種無法形容的遺憾，我美好的童年時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經歷，耳聞目睹沒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思維，意識難免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這讓我在走出國門，融入西方社會的最初幾年裏，不得不花大力氣來調整自己，以期適應「正常社會」的思維方式。這也是個痛苦的過程，不得不經歷的過程。值得慶幸的是，我走過來了，現在的我，是自由社會裏，一個正常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