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切憑票供應，我們瀋陽居民每人每月能夠得到的只有三兩肉，三兩油，「三兩」成了那個年代描述我們東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標準語言。為此，主持東北大局的陳錫聯，有了個時代性的外號——「陳三兩」。雞蛋的供應是每月半斤，形象點兒說，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雞蛋，每人每月5個。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大院的人們開始使用各種方式來「搞」吃的。養雞是那個時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決了蛋的問題，又可以偶爾改善一下生活，燉只老母雞來吃。
由於家屬宿舍都是樓房，如果要養雞的話，只能是養在家裏。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住戶都有陽台，加上東北的冬天氣溫太低，把雞養在戶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雞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那個單元，是3間屋子的格局，文革中，兩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廚房和廁所。單元的過道很窄（那時的住宅沒有門庭），是個實實在在的通道，兩人並排行走都嫌擠。這樣的地方，放上一個大雞籠，養上幾隻雞，實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衛生的事（幸虧那時沒有禽流感）。不要說行走不便，每天雞糞的味兒，就夠你聞的。我們和鄰居，都養了幾隻雞，他們的雞窩在過道安家後，我們的，就只能放在陽台上，冬天裏，還要格外為雞窩提供些保暖措施，壓上小棉被等等。自從家裏養雞後，給雞餵食兒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幫子等剁成碎末，這個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個年代，各家各戶都是這樣的生活，每天都能聽到四處傳來的剁雞食的聲音。養雞雖然辛苦，剁雞食兒也很煩，但每當看到有大雞蛋從雞屁股里掉出來，我的心情就會變得非常愉快。
文革後期，連蔬菜也採取憑卡供應的方式了。每戶每天5斤，兩天領一次，也就是一次領10斤。每月1卡，分單雙號配給。這10斤菜，不是淨重，是連泥帶土的毛重。分的時候也不用稱，售貨員（準確地說是配貨員）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於重量是否準確，沒人計較，有口菜吃就不錯了。如果是那種從白菜地里「間」下來的菜苗（當地叫「小白菜」）就慘了，整個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純粹是爛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領到這個「小白菜」了，清洗太費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過程。這些憑卡供應的菜，店裏不是隨時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車來送菜，時間不定，數量也不夠分配。也就是說，從早8點到晚6點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應得的那份兒，家中就要有人來等，兩天等一次。從早等到晚，總會有等到的時候。雙職工家庭很慘，只能是孩子放學後，讓孩子們負責領菜。如果來得太晚，很多時候就領不到了。我在小學期間最要好的一個同學，她家就是雙職工，深受「領菜」的困擾，一日三餐，經常是辣椒油配飯（那個時候，連辣醬、鹹菜都買不到）。我們家還好，外婆負責這項工作。暑假的時候，這個任務就由我來完成。這是個艱巨的任務，車沒到大家就要排隊，這過程中，經常有人不守規矩，亂擠一通。要想不被擠出隊列，就要拼命「站穩立場」。車一到，人們更加瘋狂，很多時候是一擁而上，瘋搶！這不是偶爾一次的「體驗生活」，而是形成常態的「持久戰」。需要「搶」的東西，不僅僅是配發的菜，還有憑票供應的豆腐，自由購買的醬油，等等。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以為生活就是如此。這樣的狀態，一直到1978年才徹底結束。
提到醬油，順便說說文革時期對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鹽醬醋的供應。那時不需要憑票供應的東西不多，油（醬油）鹽醬醋算是一類。不過，就是這樣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為那個時期，大院的煤氣供應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嚴重缺乏。醬油是經常性的斷貨，偶爾來貨，大家就要「搶」回來一些儲存。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幾大瓶子長了白毛的醬油。每個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積。即便是發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時候，加熱一下就算是「滅菌」了。精鹽的供應最差，文革後期的一段時間裏，我家煮菜都用鹽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鹽用溫水化開後，食用上面那些乾淨的鹽水部分。食用油的供應和醬油、鹽比起來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碼有三兩油（當地叫豆油）。但是要說的是，由於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辦法找肥肉來熬油。文革後期，所里的職工經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憑票供應制度執行得不嚴格的地區，例如北京，那裏買5角錢以下的豬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幾次隊，多跑幾家店的方法採購一些肥豬肉，或是直接找親友幫助解決。由於每次的採購量太大，有的能達到20至30斤，外地的親友們，把我們這些來自東北地區的出差人士稱為「東北虎」。最後，連我們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會戲稱自己是「東北虎下山」。
這樣的方式，固然能夠暫時解決食用油不足的問題，但長期吃豬油，對身體的損害是嚴重的。80年代，大院開始實行集體檢查身體制度，相當一部分的職工，都患有膽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紀並不是很大。按照那個年代的生活水準，這些人是不應該過早地患上這類疾病的，都是豬油惹的禍。想一想，這也應該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對食品行業生產的破壞，可以從罐頭的製作上看得很清楚。由於肉製品的供應嚴重不足，我們家遇到有客人來吃飯時，經常用肉罐頭來應付。那時罐頭的價格很貴，2塊多錢一罐，這對每月只有幾十元人民幣收入的家庭來說，是消費不起的。好在父親的工資不低，文革後期，我們經常靠各類罐頭來改善伙食。原來的豬肉罐頭，都是純瘦肉的，貨真價實，一小罐200克的碎豬肉我們能吃上幾頓。後來就不行了，罐頭裏面都是些肥肉，再後來就更可怕了，全是豬皮。5-6小塊爛豬皮值2塊多錢，實在是太離譜了。從這裏可以看出，那個時期，無論有錢沒錢，都沒辦法「搞」到足夠的食品。
其實我們大院這些人文革期間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區相比並不算差，至少還有飯吃，不至於挨餓。兒時的這段經歷，對我日後的成長很有幫助。我這輩子，永遠都不會糟蹋生活物資，無論是食品還是衣物。這種「勤儉節約」的習慣，至今仍在影響我的生活。
準備打仗
文革期間，我們這個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謬的事發生。在我這樣一個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過於搞戰備，在樓前樓後挖防空洞和戰壕。那是1970年左右發生的事。今天想起來，依然覺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我們在瀋陽的研究所，一直是處於戰備、准戰備的狀態中。按照上級的命令，我們各家各戶的窗戶玻璃上，都要貼上用報紙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如果蘇修的飛機來轟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當時就在想：一層報紙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來保護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