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974年11月下旬某個清晨，我寫完中篇小說《波動》最後一句，長舒了口氣。隔壁師傅們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噹敲着飯盆去食堂。我拉開暗室窗簾，一縷稀薄的陽光漏進來，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個多月前，工地宣傳組孟幹事找我，要我脫產為工地搞攝影宣傳展，我不動聲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為構思中的中篇小說發愁。首先是幾十號人睡通鋪，等大家入睡才開始讀書寫作，打開自製枱燈——泡沫磚燈座，草帽燈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為了多掙幾塊錢，師傅們特別喜歡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賊死，把讀書寫作的精力都耗盡了。
說來這還是我那「愛好者」牌捷克相機帶來的好運：給師傅們拍全家福標準像遺照，外加免費洗照片，名聲在外。我一邊跟孟幹事討價還價，一邊盤算小說佈局：首先嘛，要專門建一間暗室，用黑紅雙層布料做窗簾，從門內安插銷——道理很簡單，膠片相紙極度敏感，有人誤入，革命成果將毀於一旦。孟幹事連連點頭稱是。
暗室建成了，與一排集體宿舍的木板房毗鄰，兩米見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獨門獨戶。搬進去，拉上窗簾，倒插門，環顧左右。我掐掐大腿，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國的國王。
由於整天拉着窗簾，無晝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關在暗室里。在稿紙周圍，是我設計並請師傅製作的放大機，以及盛各種藥液的盆盆罐罐，我從黑暗中沖洗照片也沖洗小說，像鍊金術士。工地頭頭腦腦視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當開門，他們對現代技術嘖嘖稱奇。我再拍標準照「賄賂」他們，用布紋紙修版外加虛光輪廓，個個光鮮得像蘋果鴨梨，樂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華，那幾天在附近幹活，常來串門。他知道我正寫小說，我索性把部分章節給他看。他不僅跟上我寫作的速度，還出謀劃策，甚至干預原創。他認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銷蝕靈魂的意思，必須更換。
這暗室好像是專為《波動》設計的，有着舞台佈景的封閉結構、多聲部的獨白形式和晦暗的敘述語調。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憊不堪，卻處於高度亢奮狀態。
把手稿裝訂成冊，首先想到的是趙一凡。自1971年相識起，我們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傷殘癱瘓，而那大腦袋裝滿奇思異想。他和家人同住大雜院，在後院角落，他另有一間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書桌旁坐定，從書包掏出手稿。一凡驚異地揚起眉毛，用尖細的嗓音問：完成了？我點點頭。他用兩隻大手翻着稿紙，翻到最後一頁，抬起頭，滿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這兒。見我面有難色，他接着說，你知道，我的公開身份是街道團支部書記，這裏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麼都不踏實，特別是他那過於自信的口氣，更讓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趕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視我，大腦門上沁出汗珠，攤開雙手，無奈地嘆了口氣。
05
1975年2月初，剛下過一場雪，道路泥濘。我騎車沿朝內大街往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東側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號下車。前院坑窪處，自行車擋泥板照例哐啷一響。穿過一條長夾道，來到僻靜後院，驀然抬頭，門上交叉貼着封條，上有北京公安局紅色公章。突然間冒出四五個居委會老頭老太太，圍住我，如章魚般抓住自行車。他們盤問我的姓名和單位，和趙一凡的關係。我信口胡編，趁他們稍一鬆懈，突破重圍，翻身跳上自行車跑了。
回家驚魂未定。人遇危難，總是先抱僥倖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裏反倒踏實了。讓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蘇制翻拍機必是當時最先進的複製技術，如果《波動》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裏，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關上十年八年。我仔細計算翻拍所需的時間：手稿在他家放了兩夜，按其過人精力及操作技術，應綽綽有餘。但心存僥倖的是，既然手稿歸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傳組解除我「首席攝影師」職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組監督勞動。攝影宣傳展無疾而終。孟幹事宣佈決定時，低頭看自己的指甲，一絲冷笑，似乎總算解開暗室之謎。
我灰頭土臉，捲鋪蓋搬回鐵工班宿舍。陳泉問我出什麼事了。他是來自農村的鈑金工，是我的鐵哥兒們。可很難說清來龍去脈。陳泉嘆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好這個——讀呀寫呀，可這都啥年頭啦？別往槍口上撞。我嫌煩，往外揮揮手，他哼着黃色小調走出門。
我每天繼續打鐵。在鐵砧上，閻師傅的小錘叮噹指引，而我的14磅大錘忽快忽慢，落點不准。他心裏准在納悶，但不聞不問。保衛組的人整天在鐵工班轉悠，跟師傅搭話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於轉移書信手稿，跟朋友告別，做好入獄準備。我去找彭剛，他是地下先鋒畫家，家住北京火車站附近。聽說我的處境，二話沒說，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到新僑飯店西餐廳，為我臨別壯行。他小我六七歲，已有兩次被關押的經驗。席間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對付審訊。皮肉之苦不算什麼，他說，關鍵一條，絕對不能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新僑飯店門口分手，風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嘆了口氣，黯然走開。
那年我二十六歲，頭一次知道恐懼的滋味：它無所不在，淺則觸及肌膚——不寒而慄；深可進入骨髓——隱隱作痛。那是沒有盡頭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頭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結局的到來，無論好壞。夜裏輾轉反側，即使入睡，也會被經過的汽車驚醒，傾聽是否停在樓下。車燈反光在天花板旋轉，悄然消失，而我眼睜睜到天亮。
幾個月後，危險似乎過去了。危險意識是動物本能，不可言傳，但畢竟有跡可尋：保衛組的人出現頻率少了，見面偶爾也打招呼；政局有鬆動跡象：電影院上映羅馬尼亞電影；女孩們穿戴發生微妙變化，從制服領口露出鮮艷的內衣。
我決定動手修改《波動》。首先是對初稿不滿，不甘心處於未完成狀態。再說受過驚嚇，膽兒反倒大起來。在家寫作，父母跟着擔驚受怕，嘮叨個沒完。我跟黃銳訴苦，他說他大妹黃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間空房。
我走後門開了一周病假，扛着摺疊床，乘長途車來到遠郊的昌平縣城。黃昏時分，按地址找到一個大雜院，跟門口的男孩打聽。他剛好認識黃玲，為我領路，穿過晾曬衣服被單的迷宮，直抵深處。黃玲和新婚的丈夫剛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飯。隔幾戶人家，他們另有一間小屋，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紙箱。支好摺疊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遠，總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沒有窗簾，很早就被陽光吵醒。在桌上攤開稿紙，我翻開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卡薩布蘭卡》。這本小書借來多日，愛不釋手，對我的修改極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對話，那是小說中最難的部分。
我剛寫下一行，有人敲門，幾個居委會模樣的人隔窗張望。我把稿紙和書倒扣過來，開門，用肩膀擋住他們的視線。領頭的中年女人乾巴巴說：「我們來查衛生。」無奈，只好讓開。她們在屋裏轉了一圈，東摸摸西動動，最後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紙上。那女人問我來這兒幹什麼，答曰養病，順便讀讀書。她撫摸稿紙一角，猶豫片刻，還是沒翻過來。問不出所以然，她們只好悻悻地走了。
剛要寫第二行，昨晚領路的男孩輕敲玻璃窗。他進屋神色慌張，悄悄告訴我：剛才，我聽她們說，說你一定在寫黃色小說。他們正去派出所報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動，摸摸他的頭說：我是來養病的，沒事兒。還得謝謝你了，你真好！他臉紅了。給黃玲留下字條。五分鐘後，我扛着摺疊床穿過院子，倉皇逃竄。
07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學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買來厚厚的精裝筆記本和小楷毛筆，回家找出刮鬍刀片。打開筆記本扉頁，在徐金波指導下，我右手握刀片，遲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劃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於傷口不深，僅沁出幾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劃一刀，血湧出來，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筆蘸着血在扉頁上寫下：「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淚水奪眶而出。
大約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親，她已調回人民銀行總行醫務室上班，父親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協幹校勞動，當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樹造林，他們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飯後來了個客人，叫姜慧，她嬌小可愛，丈夫是高幹子弟。她寫了一部長篇政治小說，涉及「文革」中黨內權力鬥爭，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說實話，那小說寫得很粗糙，但話題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