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0年春，我從河北蔚縣工地回北京休假，與同班同學曹一凡、史康成相約去頤和園。那年春天來得早，陽光四溢，連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們並肩騎車，攔住馬路，32路公共汽車鳴長笛，轟然駛過，揚起一陣煙塵。
曹一凡是同學也是鄰居。在「上山下鄉運動」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紮根北京的「老泡」。所謂「老泡」，指的是泡病號留在城裏的人，為數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擋各種壓力的堅韌神經外，還得深諳病理知識及造假技術。幸好有他們留守，幾個月後我隨工地遷到北京遠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讀書寫作聽音樂，被鄰居龐家大嫂稱為「三劍客」。
北京近乎空城，頤和園更是人煙稀少。進正門，穿樂壽堂，玉蘭花含苞欲放，木牌寫着「折花者罰款50元」。在排雲殿碼頭租船，繞過石舫，向後湖划去。一路說笑。後湖更靜，唱俄羅斯民歌，招來陣陣回聲。我們收起槳，讓船漂蕩。
史康成站在船頭，挺胸昂首朗誦：「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停頓片刻，他繼續下去：「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我為之一動，問作者是誰。「郭路生」，史康成說。朗讀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除朗朗上口，跟我們沒什麼關係，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愛是因為革命加聲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聲音了。在工地幹活吼一嗓子：「人應該這樣生，路應該這樣行——」，師傅們議論：這幫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給急的。而郭路生的詩如輕撥琴弦，一下觸動了某根神經。
退船上岸，來到諧趣園，一個中年男人坐在遊廊吹口琴，如醉如痴，專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剛才的詩句。郭路生是誰？我問。
不知道，聽說在山西杏花村插隊，史康成聳聳肩說。
原來是我們中的一個，真不可思議。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從那充滿詩意的春日開始的。當時幾乎人人寫舊體詩，陳詞濫調，而郭路生的詩別開生面，為我的生活打開一扇意外的窗戶。
02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點，我照例趕到食堂內的廣播站，噼啪打開各種開關，先奏《東方紅》。唱片播放次數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鑔也有殘破之音。接近尾聲，我調低樂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區東方紅煉油廠工地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圓，參照的是中央台新聞聯播的標準。讀罷社論，再讀工地通訊員報道，滿篇錯別字，語速時快時慢，像錄音機快進或丟轉，好在沒人細聽，眾生喧譁——現在是午餐時間。12點25分，另一播音員「阿驢」來接班。廣播一點鐘在《國際歌》聲中結束。
在食堂窗口買好飯菜，我來到大幕後的舞台，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處。說是與工人師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幾十號人睡大通鋪，「同吃」就難了，除了話題，還有飯菜差異：知青工資低，可都是單身漢，專點兩毛以上的甲級菜；而師傅拉家帶口，只買五分一毛的丙級菜。
頭天晚上，在食堂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就在這大幕前，由書記傳達中央文件。傳達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領導秘密碰頭，跟政治局開會差不多；下一撥是黨員幹部，出門個個黑着臉；最後輪到我們工人階級，等於向全世界宣佈：9月13日，林副統帥乘飛機逃往蘇聯途中摔死了。
說到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從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組為單位。幹了一天活，先搶佔有利地形，打盹養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論，還什麼都學，從《水滸》到《反杜林論》，這可難為大字不識的老師傅。而知青們來了精神，讀了報紙讀文件。那些專有名詞在煙霧中沉浮。孟慶君師傅啐了唾沫開罵：杜林這小子真他媽不是東西，膽敢反對毛主席，先斃了再說。班長劉和榮一聽樂了：小孟，學了半天你都沒鬧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國當教授，連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諢，政治學習成了娛樂。副班長周增爾（外號「比雞多耳」）乾咳一聲，宣佈散會。政治學習至少有一條好處：普及了國際地理知識——前天地拉那，昨天金邊，如今又是哪兒？對了，溫都爾汗。
我端飯盆來到幕後，席地而坐。林副統帥的幽靈引導午餐話題，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線等假設。我開口說話，單蹦的詞彙成語流。滔滔不絕，一發不可收拾。我說到革命與權力的悖論，說到馬克思的「懷疑一切」，說到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勝用胳膊肘捅我，這才看到眾人眼中的惶惑，他們紛紛起身告辭。轉眼間後台空了，就剩下我倆。安智勝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組幹活，志趣相投，都長着反骨。那年頭，友情往往取決於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們默默穿過大幕，下階梯，到水池邊刷碗。
回工棚取鐵鍬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達的激動中。再次被「文革」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所困擾：中國向何處去？我們以往讀書爭論，有過懷疑有過動搖，但從未有過這種危機感——如臨深淵，無路可退。徹夜未眠，如大夢初醒——中國向何處去？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向何處去？
阿開（我在工地的外號），安智勝打破沉默說。你得多個心眼兒。別那麼實誠，剛才那番話要是有人匯報，就完蛋了。
我試圖回想剛才說過的話，卻無法集中思想。時代，一個多麼重的詞，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可我們曾在這時代的巔峰。一種被遺棄的感覺——我們突然成了時代的孤兒。就在那一刻，我聽見來自內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03
1973年一個春夜，我和史保嘉來到永定門火車站，同行的有原清華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莊，探望在那兒插隊的趙京興和陶洛誦。趙京興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學，低我一級；陶洛誦是史保嘉師大女附中的同學。1969年，趙京興因寫哲學書稿被打成「反革命」，與女友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半年前先後獲釋。
為籌措路費，我把手錶送委託行賣了——好像我們去時間以外旅行。等車時，在一家小飯館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詩意，叫「桂花裏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聲聲。
我們搭乘的是零點開出的慢車，吱嘎搖晃，幾乎每個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長途車抵安新縣城，與宋海泉分手，再搭漁船，中午到邸莊。那是個百十來戶的小村，四面環水，村北頭一排磚房是知青宿舍，他們住盡頭兩間，門前有塊自留地，種瓜種豆。
陶洛誦尖叫着，和保嘉又摟又抱。趙京興矜持笑着，眼睛眯縫，在黑框眼鏡後閃光。從老鄉那兒買來豬肉、雞蛋，一起生火做飯，香飄四溢。我們在昏暗的燈光下舉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悅，劫後的慶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對晦暗時局的擔憂。短波收音機播放外國古典音樂，飄忽不定，夾雜着怪怪的中文福音佈道。在中國北方的水域，四個年輕人，一盞孤燈，從國家到監獄，從哲學到詩歌，一直聊到破曉時分。
白洋淀的廣闊空間，似乎就是為展示時間的流動——四季更迭，鋪陳特有的顏色。不少北京知青到這兒落戶，尋找自由與安寧。其實白洋淀非避亂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學來搞教育調查，正趕上武鬥，被圍在縣城招待所多日，槍林彈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們硬着頭皮參加武鬥死難者的追悼會。
當年學校組織批判趙京興，流傳着陶洛誦的情書中的一句話：「少女面前站着十八歲的哲學家……」讓我們驚羨不已。趙京興內向，話不多，意志堅定。陶洛誦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潑，口無遮攔，永遠是聚會的中心。在邸莊三天，我們常棹船出遊。日落時分，湖水被層層染紅，直到暮色四起，皓月當空。
一天下午，我和趙京興單獨在一起，他隨手翻開《戰爭與和平》第四卷開篇，想聽聽我的看法。那是作者關於戰敗後彼得堡生活的議論，有這樣一段話（就我記憶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現實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還是老樣子，透過這種生活方式，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意識到俄國老百姓處境的危險與困難……」
見我一臉茫然，他說：在托爾斯泰看來，歷史不僅僅是關於王公貴族的記載。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歷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說的也是中國當下的歷史嗎？我問。
歷史和權力意志有關，在歷史書寫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誇大了。又有誰真正關心過平民百姓呢？看看我們周圍的農民吧，他們生老病死，都與文字的歷史無關。他說。
離開邸莊，我們到大淀頭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學當體育老師。進村跟孩子一打聽，全都認識，前簇後擁把我們帶到小學校。芒克剛跟學生打完籃球，汗津津的，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小屋低矮昏暗，但乾淨利索，炕邊小桌上放着硬皮筆記本，那是他的詩稿。
芒克解纜搖櫓，身輕如燕，背後是搖盪的天空。剛解凍不久，風中略帶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帶進詩歌：「那冷酷而偉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們生活的荒涼。」1973年是芒克詩歌的高峰期。他為自己二十三歲生日寫下獻辭：「年輕、漂亮、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