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自由的生活
富二代趙典的流浪生活持續了一年，他並沒有什麼停下來的想法。這不是什麼一時興起的體驗。
今年7月，我在大理見到他。他背着15公斤的背包，穿着起了毛邊的背心，工裝褲屁股的位置破了個洞，之前縫過，現在又破了。鞋子是二手市場淘的，80多塊錢，鞋頭開了膠。「還是名牌，阿迪達斯。」他說。他住在一頂紅色帳篷里，是件二手貨，下雨總是進水。帳篷扎在一片田地和水泥道路附近，抬頭就可以看到對面的蒼山和大理三塔。他每天只吃兩頓飯，其中一頓是佛堂的免費素食。
趙典32歲，擁有活成一個體面人和精英人士的一切條件。他有中澳法三個碩士文憑，滿世界的實習履歷，從奢侈品公司到頂級券商。
對他來說，賺錢不是什麼難事，早在澳洲讀書的時候，他就和當時的女友做雞湯外賣，一份25澳元，毛利70%，深得當地妓院的喜愛。即便拋開這一切，他的家庭條件也足以讓他過上遠優於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願意老老實實當個富二代的話。
他曾拍過一條上海家中別墅的視頻，裏面是電梯、桌球桌和昂貴飾品。父親做建材生意，愛好是飛到英國打高爾夫，或者和母親一起郵輪旅行。他厭惡這一切，更願意跟陌生的流浪者或加油站工人聊彼此的生活。
現在，他生活在大理，每月只花100元，錢來自日結，大多是除草、洗盤子之類的體力活。由於還是新西蘭國籍，所以送外賣並不合規。他愛這些工作，就像原始人熱愛採集、打獵和分解動物屍體。
事實上，他的人生曾因為刷盤子改變。他或許有比常人更多的敏感，於是在成為社會精英的道路上，他只能收穫沮喪與無聊。在巴黎，他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光，然後決定過上徹底自由的人生。
趙典做灌溉果樹的日結工
什麼叫徹底自由呢？在任何公共場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靠在沙發上，脫鞋脫襪子，讓腳自由散發味道。如果你不爽，可以跟他打一架。他只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除了體力活還有組織露營和教育活動，跟不同的人聊天，帶陌生的孩子學習技能；或者寫公眾號，搬運心理學視頻。他每天工作一兩個小時，時間久了會不開心。
他幾乎不用洗髮水，不刷牙，只用牙線清理，但笑起來牙齒整齊發亮。對於趙典來說，自然的意味着更優的。
某些時候，過去也會浮現。在上海流浪的時候，一天晚上，在酒店後廚打完工，他走到大堂演奏區彈了一首鋼琴曲。沒過一會兒，工作人員示意他離開。
他足夠誠實也足夠勇敢，願意回答任何問題，即便代價是傷害別人或者傷害自己。他從不遮掩自己對父母的抗拒，他希望和他們保持陌生人的關係。他有一個女兒，讀大學時就有了。
母親是位俄裔美國女孩兒，這是在非洲做志願者時衝動的意外。他反對打掉孩子（當然最終會遵從孩子母親的意願），理由是不能剝奪孩子出生的權利。他願意承擔代價，也就是做好準備在20歲成為一名單親父親。
他的電腦上貼着女兒的照片，且從不掩飾對女兒的愛和對女兒母親的厭惡。他希望能和女兒待在一起，前提是女兒願意過流浪生活。
在常人看似墜落的生活中，趙典建立起某種新的秩序。他早睡早起，在帳篷里更能遵循自然的節律。他現在很少抽煙，也不再玩遊戲，這些是之前生活的一部分。他選擇成為一個勇敢的人，選擇自由，也選擇付出代價。
趙典在收拾帳篷
「特別的放鬆，特別的愉悅，特別的平靜」
趙典的皮膚是勻稱的黑棕色，肌肉結實，這是長期體力勞動的結果。我試着背他15公斤左右的背包，走起路來要全身發力。他每天在大理遊走，整個人看起來健康且輕鬆。雖然喜歡干體力活，但他不想找長期工，日結更自由，不喜歡做就隨時離開。他似乎活在工商社會的秩序之外，當然不是一直如此。
在一個敏感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敏感之前，往往生活在懵懂之中。2012年，他在澳洲讀大學，選了商科和哲學雙學位，哲學自己喜歡，商科是父母的期望。他的父親做實業，完成原始積累，兒子用錢賺錢，完美的財富傳承方案。趙典稱不上排斥，他想自己或許會喜歡這個專業。
他嘗試一門門課，最初積極樂觀，或許自己只是對管理學不感興趣？只是覺得營銷很乏味？或者只是不喜歡這門課的老師？當然，樂觀的理由一個個熄滅，他只覺得無趣。
趙典本科時期
他對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就像所有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樣。他參加過很多次實習，但每次都無法持續。在悉尼，他去一家賣輪胎的公司實習，負責人工比對參數。這邊是25-50-65，要檢查那邊是不是也是25-50-65，一次比對幾百行，然後列成PPT交上去。「很繁瑣，完全沒有創造性。」他形容。此外他還去過陸家嘴的券商，國外各種公司，工作內容大同小異，他覺得自己總是在走神。
痛苦之處在於，他希望取得一些成績，但工作真的干不下去。
你可能會覺得矯情，畢竟大部分人工作只是為了謀生。但很不巧，他天生對錢無感，對富有帶來的生活方式也無感。大學時他沒錢了就找家裏要，一次一萬澳元，自己花得少，跟別人合租可以住客廳，最大的開銷是花幾千澳元給女友買包。
澳洲中國學生里有家庭優渥的，一起出去吃飯唱歌，他沒興趣。女友說他太邋遢，應該穿什麼品牌的衣服，噴什麼香型的香水，懂得搭配。他不太懂，覺得麻煩。
殷實的家境讓他不需要那麼在乎錢，實在窮了也沒關係，他很節約，小時候要撒三泡尿才肯沖一次馬桶，他不需要那麼多。他只願意對自己喜愛的人和事情全情投入。比如女友2017年去巴黎讀書，趙典馬上隨便申請了個學校，三年學制，到兩人分手時，他還沒畢業。
2017年，趙典在巴黎高等商學院
他無法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忍受。在巴黎時，他決定「再給世界一次機會」。他去奢侈品公司，負責收集各個市場的消費者情報，又做成PPT交給領導。他依然做不到，一些本來要做兩個月的項目，他一個月就不想做了，領導對他不滿，甚至向學校反饋差評。
但沒辦法，他只覺得壓抑和乏味。而他的同事們不一樣，他們本就是奢侈品的消費者。隨之而來的是自我懷疑，問題只出在自己身上。「就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做不好，沒有工作能力。」他說。
他痛苦極了。他又一次失敗了，更深刻的失敗是，類似的失敗不斷重複。他無法適應每個人都能適應的世界，像是一種殘疾。他覺得自己沒有力氣邁出家門，雖然內心依然深信應該繼續找工作，但他甚至無法打開投簡歷的網頁。他待在合租的房子裏，室友是對外國人敬而遠之的本地人。
他和同學聯繫很少，後來他回憶，不是不願意，而是自己「沒有能量」。疫情恰巧把他和外部世界隔絕起來。他只能沒日沒夜打遊戲，「那時候一天有26個小時」——因為每天都比昨天晚睡兩小時，直至平白多出一天。只在餓得快死掉的情況下吃頓飯。
遊戲瘋狂打了三個月，他放縱自己跌落谷底，「每一天都知道自己想要更差一點」。但現在回想起來，他並不認為這段時間是荒廢的。
沉淪讓他卸下了某些沉重的東西，不管學業、工作、父母的壓力，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廢人，他不在乎了。「反而會覺得，自己的人生還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他說。
這時發生了一件讓他「刷新世界觀」的事。當時他依然抱着重返社會的執念，但大幅降低了標準，「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挑戰一下。」他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館當了服務員。在中餐館，趙典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切菜、碼菜，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扛進倉庫。
他每天從上午9點站到晚上7、8點，同事們密切合作，你和面我炒菜，一個碗一個菜一份肉，及時反饋，細小卻實在。他感到身體勞累，但精神「特別的放鬆，特別的愉悅，特別的平靜」。
「我從來不可能預想到，原來洗碗會這麼開心。」趙典說。在大理古城的一家華萊士里，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整齊的大白牙。「（切菜的時候）你沒有煩惱，沒有那些負面情緒，很心流的感覺。」「（對於洗碗這樣的工作）別人都說你是個很失敗的人，做的應該是非常『悽慘』的事，但比我所有的工作都開心。」
最初還有些面子上的掣肘，中餐館的廚房是開放式的，他總是背身面對顧客，不希望被人認出來，「但洗着洗着就把包袱洗掉了。」他說。再後來，2023年他回到國內，在成都民宿里舖床，到川西做義工，洗馬桶。他略有不適，但隨即意識到，這種不適源於自己身上也帶着社會對「洗馬桶、掃大街」這類工作的歧視。
他去了遙遠的地方，身上的背包越來越重，心裏的包袱卻越來越輕。
家裏有錢之後就變了
七月的一天，我跟趙典去一座山頭干農活。太陽烤得人發燙，這個活是在大理做農業的朋友安排給他的。趙典拎着兩桶中藥和水混合的溶液，上山給果樹澆水。山上樹多，枝椏漫天，他手臂被樹枝颳了不少傷痕。類似的工作，他每個月干10次左右。他的日結工資從50到200不等，有時在地里割兩小時草也只掙50。
趙典和一個日結工朋友
半年前，趙典看着自己卡里的幾千塊錢，感覺太多了，他要給朋友楊樹800。楊樹31歲，也在大理流浪。他愣了一下，不好意思收，說要把自己沒賣出的電助力自行車送給他，趙典接受了，然後放在扎帳篷的露營地供所有人用。
趙典希望自己保持貧窮，這會督促自己過勤儉的、勞動的生活。他需要靠貧窮保持清醒的狀態，不被包括消費主義在內的各種概念裹挾。「比如我看見一家奶茶店，如果身上有錢，只會想喝哪一杯；但沒錢的時候，想的是為了能消費起這杯奶茶，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而這些代價是他不願承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