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典和楊樹同為流浪者，也都是做事的人，但兩人對金錢的態度截然不同。楊樹曾想找趙典合作營地民宿之類的，趙典拒絕了。楊樹覺得，趙典希望做的事更偏公益方向，但楊樹希望它能更商業化。
大理有太多以不同邏輯生活的人，比如楊樹。他31歲，是趙典的朋友，也是大理的網紅之一。楊樹瘦高身材，小腿纖細緊實，一頭長髮，臉笑起來像開花。
他曾經的伴侶海外留學歸來，在上海當了十年白領，然後和出身農村、高中學歷的楊樹結合。那時他們希望踐行某種自然的生活理念，他們住在大理附近一座真正的荒山上，會遇見野生動物以及偷獵者的那種。他們保持所謂的開放式關係，並生了孩子。博主「峰哥亡命天涯」拍過他們，後來「一條」也拍過。現在他們分手了。
我在大理一場教育分享會上見到楊樹，他分享了學習溫柔分娩的經驗，第二次是在大理圖書館，這時他在大理流浪近一年。楊樹崇尚個性，嘗試理解各種概念，是個開朗的人。
回看過去的經歷，雖然當時兩人過着看似世外桃源的生活，但關於生活的一地雞毛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他們因為各種原因爭吵，比如要不要用為數不多的存款買一輛二手車，比如女方對其他男性的態度讓楊樹嫉妒，或者女方試圖建立的「女性共居計劃」招徠的女性，對他總有莫名的指責——「又不掙錢又不幹活，回家幹什麼？」——「那是我家啊…這個房子都是我建的。」他們兩人最後在憤怒中結束了這段關係。
楊樹以前是那種即便有臥室，也要在天台搭帳篷住的人。但現在，他對成功的渴望稱得上迫切，轉變是從孩子降生之後發生的。
那時他發現前任開始為金錢焦慮，為未來擔憂。現在，前任帶着女兒在江西，他在大理，前段時間音樂節，他去扮了幾天人偶，賺了2000元，給女兒打過去800。除了這些，他也做不了什麼了。所以他必須賺錢，楊樹更喜歡用另一個詞，「成功」。為了成功，他嘗試過脫口秀，拍過訪談，現在和一位久居大理的朋友創業，項目大概和徒步相關。
楊樹覺得他和趙典都熱愛自由，但他沒法做到和趙典一樣放鬆。有時趙典說去哪裏徒步，或者組織流浪活動，楊樹也很感興趣，但如果他把時間放在類似的事上面，他會覺得沒有安全感。「我還是有經濟壓力，他能夠得到滿足了，我是滿足不了。」楊樹說。
「我們最大的差別，可能就是家庭背景太不一樣了。」楊樹說。
在楊樹看來，趙典對金錢的抗拒來自家境的改變，「他很小的時候好像挺快樂的，但是家裏有錢之後就（變了），」楊樹說，「可能父母沒有時間陪他。」
趙典是遼寧人，他的成長伴隨着父親生意的成功，之後他跟着去了上海，四年級去了新西蘭。
趙典和新西蘭的高中朋友去爬山
在面對父母時，趙典總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冷靜，或者說無視。他很少和父母聯繫。「我覺得他們一直是我的對立面，一直是我的敵人，一直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趙典說。
一天下午，我跟趙典去參加了一場直播，主持人是他的朋友。作為一個十幾歲女孩的母親，主持人和趙典聊起他的童年和父母，趙典覺得，所有的父母都是愛孩子的，但他們愛的方式幾乎都是錯的。
像大多經商家庭長大的孩子一樣，趙典從幼兒園就開始寄宿，然後是小學。他覺得學校像監獄，周日回學校前，他總會想盡辦法逃跑，媽媽在商場裏追他，他不敢跑遠，只能隔着一段距離。他總是哭，因為各種事，可能是上學、寫作業或者彈鋼琴，不記得了，能記得的是哭泣從來沒有得到安撫。其實他的要求並不過分，「我就是想她陪着我，或者多在我身邊待一會兒。」趙典說。
小學四年級，他和媽媽去了新西蘭，父親在國內賺錢。在趙典看來，母親幾乎不懂教育，更不會溝通。十幾歲時，他們出現任何矛盾，媽媽只會指着鼻子讓他閉嘴。演變到後來，變成「誰說話聲音大，誰打斷別人說話，誰就能主導」。他說。
另一次，他在爭執中無意踢了母親一腳，他記得母親的和呆愣的自己。後來，趙典覺得自己的記性變差了，因為「要迴避和壓抑那種痛苦」。「其實可能父母和孩子走到我這一步是蠻可惜的。」趙典說。
很多人羨慕他的家境，但他覺得金錢在教育中並不重要。前幾年他為了走出困境，自學了心理學，現在他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反而是沒有那麼難給予的，「我爸有點可憐，他把力氣（花在拼死拼活掙錢上了）。如果他有了一些心理學知識，他還會這樣對他的孩子嗎？他還會花很多時間去賺錢，而不是去陪伴他的孩子嗎？」
小時候，父母經常帶他認識工廠的下屬，商場的朋友，他們希望趙典走上他們想要的道路。但現在趙典回憶起來這段經歷，只覺得「在有一定財富背景中長大的孩子，一般都會看到這種社會的虛偽。」出於天生的敏感，那時他就觀察到，飯桌上大家互相吹捧，心照不宣。
作為孩子，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跟叔叔講兩句，他不理解做這些的意義——長大後變成不屑——然後大人們繼續說話，他很快走神。他總能發現一些荒謬的地方，比如那些金碧輝煌、擺盤精緻的餐廳，總是很難吃。
回國之前，趙典不管去餐廳打工，還是做別的什麼，父母總覺得他是「短暫休息一段時間，最終還是會上班的」。但是他們顯然錯了，於是無時無刻不想把他拉回原先的生活軌道。母親問，「為什麼你要過這樣的生活？」他試圖解釋，但無果。
在成都民宿的時候，父親給他打電話，讓他趕緊回家。他以為家裏出了什麼事，問了半天父親才說是工作上的，他說那算了。家裏也嘗試給他介紹相親，他一身流浪漢打扮就過去了。他堅定地拒絕家人資助，唯一收過老叔的幾千塊錢，因為老叔說不收就不認他這個侄子。
「你沒有看到你媽媽的優點。」在直播結束後，沈麗萍對趙典說。她是蒲公英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在新西蘭就認識趙典的母親。沈麗萍講起趙典母親，她帶着趙典在國外生活多年，在新西蘭成立了一家話劇社，自己募資，招募演員，排戲，賣門票。
她還是新西蘭一家華人電視台的主持人，她們最初相識就是因為一次採訪。在沈麗萍看來，趙典的母親能力強且為人善良，更是愛自己的兒子，或許是她喜歡的小資生活讓趙典不習慣。
至於父親，趙典依然覺得和他有價值觀的衝突。之前父親在上海買了套別墅，要帶他去看裝修。趙典問「為什麼要搞這麼一個東西？」父親說節假日可以和親戚朋友聚會。趙典無法理解，「想聚會的話，去哪裏不都可以聚嗎？」
只有在談論父母時，趙典才會表露出急切，聲音提高，平時他總是淡淡的。今年夏天趙典回上海，正趕上生日。父親說請他吃飯，想吃什麼？他說那就吃麥當勞吧，小時候過生日，最開心的就是爸媽帶他吃麥當勞。
「最差也就是這樣了」
七月的傍晚，趙典帶着幾位參加流浪活動的人，到亞朵天台上聊天。趙典盤着腿坐在台階上，參與者們坐在地上，他們看起來三四十歲，喜歡討論教育和哲學問題。趙典和他的朋友們把附近的亞朵大堂當作客廳，以及辦公空間，有多人活動就坐電梯去天台。
後來發現那裏的洗衣房不用投幣，還有洗衣液和柔順劑。不過要早上六七點過去，之後會有工作人員使用。當他們蓬頭垢面坐在大堂里，充滿邊界感的工作人員只會問，「先生有什麼需要嗎？你說『不需要不需要』，只要臉皮夠厚就可以了。」趙典說。
2024年10月份，趙典在成都辦活動
趙典經常在大理組織流浪活動，參與的大多是好奇這種生活方式的城市人群。在他看來，流浪可以是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種工具。不少參與者告訴他，流浪活動「對我很有啟發」，「如果你知道（最差也就是這樣了），你就不會那麼焦慮，就更有底氣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二樹是趙典大理流浪活動的早期成員之一。他來自湖南，86年生人。他原本有一份修理共享單車的工作，今年4月來到大理。他認為之前的生活方式不是自己想要的，頸椎和腰都不舒服。
二樹通過短視頻認識了趙典，對於流浪生活，二樹不適應的地方是睡眠不好，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夏天帳篷悶熱，蚊蟲多，冬天寒冷。但趙典似乎毫不在意。昨晚大理又下了雨，趙典的防潮墊搭在帳篷上晾曬，鄰居問他昨晚睡得怎麼樣？「睡得挺香的。」趙典說。
趙典有時會發視頻，講述自己從富二代到做日結的經歷。但最常見的評論是，「因為你有特權。」這讓趙典感到憤怒。他希望做的事，是證明所有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權利。
於是去年在上海，他第一次開始流浪，假裝自己一無所有，找到廢棄的樓層扎帳篷。那裏是毛坯房的樣子，灰塵很大，散落着垃圾。流浪的初體驗並無不適，在這之前，他已經去過非洲、印度和川西，習慣戶外生活。
2022年底，趙典去印度旅行
他開始越來越多地和不被看見的人打交道，比如保安。在上海，他住在樓道里。保安讓他別在這裏睡，同時跟他聊起來，問他為啥要睡在這裏。保安知道上海有一個月幾百塊錢的住處，建議他過去。趙典認為他們都是很好的，不好的那些不記得了。「因為他們很能理解你，你知道吧，」趙典說，「因為他們就是那種經濟情況的。」
除了組織流浪，趙典在大理做的另一件事是教育。我第一次見到趙典時，他在參加一場教育討論會，由沈麗萍組織。參與者多是母親，她們在大理生活多年，實行homeschool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在家學習。去年9月，趙典從上海來到大理，他看重這裏新式教育的氛圍。
大學的時候，他就想創辦一所「夢想學校」，讓更多孩子找到心中熱愛。現在，他的項目是「去玩」，他發佈「任務」，並帶孩子參與，可以是剪片子、攝影，也可以是洗盤子。項目是公益性質的，孩子完成任務後會得到家長給的獎勵。
之前他幫一位母親帶孩子，孩子六七歲，媽媽離開了，總是哭。趙典陪着她，誠實地告訴她媽媽去工作了，她需要跟他待在一起。他不想欺騙孩子，更不會拒絕回應。
孩子要跑，趙典也不阻攔，只是默默跟在身後。據趙典說，他希望孩子有選擇權——這是他兒時缺少的東西。「就像一個小孩學走路，總是摔，」他說，「但這樣才能學會走路。」如果想拿刀切菜，那就切，切傷了就切傷了，以後他會小心。孩子不想上學就可以不上學——homeschool一樣是很好的，甚至他認為是更好的教育方式。
他認為人應當是生長出來的，人類自然而然地擁有一切。父母的作用是給孩子無條件的情感支持，而非干涉。趙典告訴我，他從小就不喜歡刷牙洗臉，現在他自由了，於是不刷牙，只用牙線，但自己的牙齒也沒怎麼樣。當然，如果以後牙齒壞了，或許他會刷的。
恐懼本身是一種束縛
在大理，趙典和所有人都相處融洽，但所有人都相信，趙典和自己不一樣。一位營地的大哥告訴我，「雖然他自己分得很清楚，但是再怎麼樣，繼承權還是在他身上對吧……過幾年他可能改觀了之後，他想要隨時都可以。」或者更玄乎一點，楊樹認為，趙典比那些生活所迫的流浪者身體更好，「心情不一樣，」楊樹的意思是，趙典有選擇的權利。
關於財產繼承的問題，趙典認為，如果父母並沒有留下分配方案，他會繼承財產，並捐給他信任的項目。那時的他不一定還在流浪，但總歸「自己的生活用不上這些錢」。
對他本人來說，他的確確不想回到原來的生活了。徹底成為流浪漢之後，他獲得了一些此前從未有過的覺悟。前段時間回上海，趙典看着街頭和地鐵里的人，發現他們並不開心，憂愁寫在臉上。原先他也是其中一員。他形容那是一種清醒的感覺，就像吃了《黑客帝國》裏的紅色藥丸。
隨着流浪生活的持續，他開始越來越多地質疑世界。比如，大家都認為預防是保持健康最重要的手段，但他認為，更好的方式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些挑戰中，讓身體更加強壯。經受寒冷和風雨是必要的。前段時間他摔到小腿，沒做任何處理，傷口自然癒合，結痂，露出魚鱗般的皮膚。
道德、教養和禮貌似乎也不重要了。「它存在的意義是犧牲一下你自己，讓整個群體可以更好地運轉。」他說，「它沒有一個比讓自己爽更深的意義。」但對趙典來說，讓自己爽就是最大的意義。「與其說你擔心爽的後果，不如你先爽了，然後承擔後果，後果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你就不會有那麼多內耗。」趙典說。他覺得人不能既要又要，你很難一邊做機械的工作，一邊維護自己的創造力；很難在選擇徹底自由的同時，獲得安全和舒適的保障。
他的軌道離父母和曾經的生活越來越遠。爸媽最近幾年迷上坐遊輪旅行，叫他一起，他從不想跟他們一起去。這種抗拒里甚至包含執拗。回上海家裏看到是龍蝦鮑魚，他拒絕，「就算我本身喜歡（吃），但如果它是帶着這種標籤的，我也不喜歡。」
他上次回上海的家，到小區門口，他穿着破衣爛衫，沒有門禁卡。他讓保安開門，保安陰陽怪氣，「真把這當自己家了？」他毫不猶豫地對保安豎了個中指。保安罵他，他對罵。保安說要打他，他說你過來我打死你。後來他告訴我，他並非不清楚代價，「我做好準備他捅我一刀。」趙典說。
他不在意別人看自己的眼光，現在更願意聽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說話。在非洲的時候，他因為沒帶護照進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跟很多底層人關在一起，有一位當地的農民，他給地主付錢承包一塊地，但地主撕毀了租約，賄賂警察把他抓了起來。他感到憤怒，但無能為力。
他希望能幫助更多人，他深知不了解他們的生活，「至少我在經濟上可以（跟他們類似）」。他在B站認識了一位在上海做日結的女生。據這位女生說，她意外懷孕，但沒錢生下來，就找趙典借錢。他也不知道女生說的是不是真的，但還是把身上的幾百塊錢給她了，當然沒指望還。他想萬一她是真缺錢呢？以及，他希望讓對方意識到，哪怕在最絕望的時候，這世界上是有願意幫助她的人的，這也許能讓她堅持下去。
有個很多人問過的問題，如果老了，病了，怎麼辦？趙典的答案很簡單，認命。
看到時候還想不想活，想活就找找人援助，不想活就簡單了。一切都關於成本與收益，如果長壽和穩定的代價是失去自己的面目，趙典認為並不值得。更深刻的原因是，恐懼本身就是一種束縛，他要戰勝它。
趙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或者被自己的恐懼支配，也認為沒有人應當如此。他最驕傲的事是始終沒有被世界改變，「很多人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但是他們在某個時間點，也不再去尋找讓自己滿意的生活了，他們接受了人生給他們的安排……我一直沒有接受這個，除非給我一個自己滿意的。不然我是不接受的，就算是差一點我也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