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兩派武鬥階段。
我們村革命的重心，由起初的批鬥地富反壞右轉變為兩派之間相互奪權的拉鋸戰，開始了激烈武鬥。所有的村子都按觀點的不同分成了兩派，一直到公社到縣裏到地區。
兩派都有自己的組織名稱，大都是根據當時的形勢或領袖偉人詩詞中的題名起的，如「滿江紅」戰鬥隊、「八一」戰鬥隊、「衛東彪」戰團、「人民革命委員會」，簡稱「人委」等。
我們村的「滿江紅」被「人委」稱作是「保皇派」，就是保護當時執政的村幹部，而「人委」派則是造反派，是奪權的一派。兩派的奪權鬥爭搞得如火如荼，就像賽場上比賽似的。
社員們正在地里勞動着，只要聽見軍號一響，兩派的人扔下工具就回村鬧革命去了，剩下一些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在地里堅持勞動，這些人沒有資格參加派別，更沒有資格鬧革命，他們是被革命的對象。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兩派武鬥的時期，他們得到了暫時的休養。
那時候我剛走出村校的大門，在生產隊當了一名社員，老老實實地接受着勞動改造，親身經歷了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一次路過西院（「滿江紅」派的「根據地」，一個楊姓家族的大院）的大門，看見人們在房頂上壘掩體，掩體上有槍眼，就像電影裏修築工事阻擊日本鬼子似的，有的人還拿着長矛，長矛是把殺豬刀綁在一根長木杆上。
後來又出現了新製造的長矛，土槍，手榴彈，土炸彈。土炸彈是用鑄鐵水壺製作的，裏邊放上石子或鋼珠，殺傷力可想而知。
每個村兩派勢力有大有小，在我們村，「滿江紅」沒有「人委」勢力大，經過幾番較量，「滿江紅」敗下陣來，在村中難以立足，只好跑到鄰村去搬救兵。在鄰村的本派武力支援下，「滿江紅」又打回村里來，奪了「人委」的權。
「人委」派跑到臨縣的一個村子躲起來。這一躲就是半年多，從夏天到冬天，兩派武鬥暫時偃旗息鼓，鄉村又恢復了平靜。但，一場更慘烈的武鬥正在平靜中醞釀着。
進了臘月，家家戶戶都準備着過一個歡樂的過年。雖然那個時候經濟蕭條，社會動盪不安，但年總是要過的，日子總是要過的，過一個歡樂團圓的過年是每個人的希望，人們開始殺豬，磨麵粉，做豆腐，蒸餅子（用豆腐渣摻合上玉米面做的餅子），置辦年貨。村子裏呈現出少有的歡樂祥和的氣氛。
一天夜裏，忙碌了一天的人們安靜地睡去了。人委派聯合了外縣幾個村的骨幹，悄悄地摸回村里來。
我家住的是南房，門在北，窗在南，炕連着窗戶，窗戶在炕的中央，窗外有一棵桃樹，月光把桃樹的影子印在窗紙上，影暗疏明，外面月冷光寒，寂靜無聲，我們一家人睡在一條大炕上，我挨着弟弟，也不知為什麼，那晚我怎麼也睡不着，我被一家人此起彼伏的鼻息聲包圍着，輾轉反側，胡思亂想着。
剛要迷糊着，外邊傳來叭叭的槍聲和喊叫聲：「把西院包圍起來，別讓他們跑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後，槍炮聲頓時激烈起來，有火槍、步槍單放的嘭叭聲，有噠噠噠連放的聲音，不知是衝鋒鎗還是機關槍，更有震耳的爆炸聲。
我家離西院只有幾十米遠，一切都聽得清清楚楚。我們一家人都被驚醒來，側着耳朵聽外邊的動靜。父親嘆口氣說：「是人委打回來了，說不定又要死人了，唉。」父親讓我們躺着不要動。母親說：「人委的人會不會闖進咱們家裏來？」父親說：「應該不會，咱們又不參加派別，誰也不偏向。」又告誡我們，在外邊什麼話也不能說，更不准和哪一派的人有密切來往，老老實實幹活就行了。
正說話間，突然窗外火光一閃，一聲劇烈的爆炸，天搖地動，不知是一顆石子還是一顆鋼珠破窗而入，啪的一下砸在我和弟弟的枕頭中間，又彈射到地上。5歲的妹妹嚇得大哭起來，母親趕緊把她摟在懷裏，一家人驚恐萬狀，生怕有人闖進來。
父親讓我和弟弟離開炕中央，躲到炕角里。我們不敢點燈，黑暗中膽戰心驚地聽着外邊的動靜。一股濃烈的火藥味衝進屋裏來，在黑暗中瀰漫。
過了一陣，槍聲稀疏下來，聽見有人喊：「他們往北跑了，追！」「搜一搜，看有沒有藏起來的！」
又過了一會，街上傳來爹呀媽呀一聲一聲的慘叫，不知是誰讓人委的人逮住了，正在遭受着毒打······
天亮了，太陽升起來了，村子裏像往常一樣安靜，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只是空氣中還瀰漫着淡淡的火藥味。
有人在村北的麥地里看見趴着一個人，臉朝下，一把長矛從腦後刺進去，從嘴裏穿出來，腿上受了傷，腳下有蹬出的坑，雙手下邊有扒開的凍土。死者叫三貨，滿江紅的人，三十來歲。
有人在一家大門洞裏發現一個滿臉血污的人，坐在地上，有氣無力地呻吟着，奄奄一息。他被打得皮開肉綻，他就是那個晚上喊爹叫媽的人，滿江紅派，他叫同軍，二十七八歲，和我一個生產隊。
人委派又掌了權，滿江紅派跑了。
三貨死了，同軍留下了後遺症。死也就死了，殘廢也就殘廢了。動亂時期，找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