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鄧小平成了和平演變的"總設計師"
於是，八中全會前，楊尚昆、王震等紛紛出來呼籲不要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江核心也終於有了點膽子，敢於親自刪去人民日報社論中"姓資姓社"的提法，並批評中宣部把"反和平演變"搞的草木皆兵；連陳雲的心腹宋平，也到頗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裏的"上海幫"里去挑選幹部了。大家都覺得還是老鄧說的在行、乾的在行。老鄧的辦法也很單純，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資本主義來挽救這個江山(而不是社會主義)，雖然他還必須使一個障眼法，說只有這樣才能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他自"文革"後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這個江山姓資還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蘇聯剛垮那陣，老鄧就語出驚人：中國才不去扛那面共產主義大旗，誰願扛叫誰扛去，我們只管辦好自己的事。這就是老鄧最"精彩"之處，也是中國最大的"貓膩兒"。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來說，就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鄧的口氣，高喊把經濟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變，殊不知這恰恰是貨真價實的和平演變。
把當今中國政治危機的根源，僅僅歸結為人民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和經濟的困境，這曾經是中國改革派的一貫思路。當年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時，就曾抱怨：怎麼現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飯碗罵娘"？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都顯示，政治動盪常常不是發生在政府無力擺脫經濟困境的時候，而是發生在經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情況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認自己比從前過得寬裕。趙紫陽政府對消費品發展的重視，已經使大城市居民對"新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需求基本飽和，許多此類廠家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迫轉產，而把家用電器讓渡給一大批鄉鎮企業去生產，向農村傾銷高能耗、低質量的"三大件"。
可是，這並不能防止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是從大都市首先爆發，並且比經濟狀況糟得多的蘇聯和東歐更早爆發。那時，許多外國人也很奇怪，他們覺得中國人生活得不錯，幹嗎還要跟政府過不去？如今他們仍然會奇怪∶怎麼，"中國在追隨一個強硬的意識形態路線時，並沒有為它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
當年，慈禧殺了維新黨人，又鬧出一場"拳亂"，自己竟被八國聯軍逼出北京。簽了奇恥大辱的辛丑條約後，她也想搞變法了，問榮祿如何。榮碌老老實實告訴她：變法能救中國，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還是讓張之洞搞了變法。沒幾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滅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孫中山。一半是軍閥，一半是慈禧自己。
4、只干不說：執政與制度分離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實話。
鄧小平以為給他們一個"小康水平"的好日子過，他們就服貼了。表面上大伙兒都低眉順眼，大氣不出，可心裏想什麼，誰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話來說，大概是：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如今中國人這活法，實在是無論姓資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這個制度姓社，則它的稅收的百分之四十已來自個體和集體經濟，凡是在公有的領域裏，"挖社會主義牆腳"、損公肥私已成了常態；如果這個制度姓資，則它又沒有財產保障，個人賺了錢照樣拿去揮霍。最簡捷的"短期行為"要算"吃"，這也是中國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謂"一頓飯工夫"，社會財富都化為烏有，吃得精緻、挑剔、講究"，吃完了就調侃，"侃"得充滿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發達，難怪王蒙會把一頓早飯的吃法寫得那樣複雜，並引起那麼大風波。
中國大陸以公款吃喝的"社會集團消費"，一年是100個億。等於一年吃掉一個大慶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內債。政府曾想以徵收宴席稅的法子來控制公款吃喝，但飯店酒家當然不願自堵財路，幸好那些"社會集團"立時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變成小桌，按人頭算未及上稅的限制線，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緻。自然費用反更高。後來，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規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湯"。這就引出一個拍案驚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鄲市有一家陶瓷廠，生產的清花瓷餐具頗有名，嬌小玲瓏晶瑩潤澤，銷路一向不錯。但不知怎的忽然訂單大幅下跌。廠方茫然，便派出供銷人員到全國作市場調查，這才得知，原來只怪自己信息閉塞，不識時務，便急起直追，向別的廠家看齊，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盤可以盛得下三隻肥雞和成打乳鴿。原來薄如紙、聲如磐、潤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變得厚拙笨重，但銷路奇佳，各大賓館、酒家、招待所爭相訂購，月銷售量由四萬件暴升至七萬件。對此，廠家自嘲為"邯鄲學步"。說穿了，這就是"社會集團"和飲食業聯手對抗"四菜一湯"的手段。
如果人們得知北京一個中央直屬研究所的小小衛生室，就購進1200盒北京蜂王漿，作為公費醫療的"急診藥品"，這還不值得驚奇的話，那麼，嫖妓宿娼還可以用公費報銷，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譚。然它卻是真實的案例。廣州某工廠營業部主任黃崇德與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實報實銷"，長達半年。東窗事發，他只好自嘆不走運。不花一個子兒能"夜夜風流"者，何止黃某。從沿海到內地，很多地方的淫業都是收錢後開出旅館住宿單據的，按制度辦事拿回去何愁不給報銷。
這些事例雖小，卻可以說明，眼前中國搞的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強硬派的宣傳，西方國家正在利用各種機會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那麼，造成這種演變的物質方式——經濟的發展、消費水平的提高等，這些中國穩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鄧小平精心設計的。維持這個政權暫時不垮的秘訣，正好是徹底葬送這個政權的秘訣。中共的老人，如陳雲等，在這一點上並不糊塗。他們一直指桑罵槐地高喊"警惕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指謂何者，是再清楚不過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創造的那個"奇蹟"——在"六四"以後維持這個政權沒有垮掉，實際上恰好是另一個"奇蹟"∶這個政權以犧牲它的社會主義原則換來存活。
這是蘇聯消亡給中國共產黨人的唯一啟示：把執政同制度分離開來。
5、讓出半壁江山給姓資的
這種分離，照鄧小平的謀略，是"只干不說"。當然，一切關係到維護這種執政的行為，如鎮壓異己力量、不准反對黨存在、穩定軍隊等等，都是只干不說。所謂"防止和平演變"，也已不是防止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制度蛻變(毛澤東曾為此幾乎把這個黨摧毀重建)，而是單純到防止政權被非共產黨、甚至非當今執政者利益集團的任何人拿走。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根本的一次變質，也是它失去統治合法性最明顯的反映。
然而，這種分離又是以共產黨出讓「全能主義」統治方式為前提的。首先讓出來的，自然是這個黨過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獨佔全社會財富和市場的那種壟斷。從舊體制里分離出來的個體和集體經濟，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稅收，成為這個政權的重要供養者，並且創造着繁榮和穩定。
《紐約時報》記者曾採訪貴陽一個姓張的醫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間販運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潤一百萬，上繳稅收10萬，還僱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稱"我在為國家作貢獻"。人們都記得，"六四"以前陳雲曾有一句名言：按馬克思算出的資本剝削率，僱用八個人以上就是資本主義。那時連農村僱工都受限制，現在則是城市裏也管不住了。中國事實上正在悄悄進行一場所有權的重新分配，只不過是一場沒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將如同共產黨在1949年前後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樣，留下無窮後患。有趣的是，正是陳雲的兒子陳元，好象看出其中奧妙，最近提出一項"新政"，共產黨反正不能獨佔社會全部財產，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分乾脆變成"黨產"。這點後文還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佔有、真正只屬於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如今成了這個社會的包袱和不穩定因素。它使這個政府負債纍纍，每年財政補貼高達一千多億，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億(如包括內外債和銀行透支，最少六百億)，中共只有借內外債和多印鈔票來補這個窟窿。
千家駒說∶"工廠虧損，以由國家包下來，國營企業不怕破產。工廠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隨意拿回家去，這叫以廠為家，把工廠拿光了，也不關工人的事，反正老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此八中全會，三峽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擺不平，最後只好去打國營企業這個"死老虎"，殊不知這是只能餵、不能打的一隻怪物，鄧小平最怕碰它，經過"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鄧小平吃過這個虧，知道只能分一杯羹餵它，每年忍痛拿幾百億補貼買個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黨們血氣方剛，不認這壺酒錢，沖老鄧叫嚷：不要再搞"驕民政策"，不要再"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還搬出亨廷頓的一段話，說"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不是統治者的善意，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這裏比較幼稚的地方在於，共產黨的太子們偏偏比他們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這種社會主義養出來的"群眾"，的確是不供養就會"革命"的，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鍋飯和鬧革命，這兩個脾氣都是共產黨慣出來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這跟善意還是軟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氣把江山也賠上，象戈爾巴喬夫一樣。可惜中共老人和他們的太子黨，早已不是這樣的大角色，如今為江山不惜捨得一切，寧願讓它爛掉，也不撒手。然而，鄧小平到底知道，若要這般，先得讓出半壁江山，這就是讓先富起來的那百分之四十的個體和集體，搞一點"利益均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