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若不上網，我都忘了12月26日，這個對中國人而言的特殊日子，如今乃是一個不幸、不吉利的日子口，由於遺忘術之故，六十歲以下的人們，抑或還會紀念、慶祝，也未可知。然而我卻想了三個「為什麼」：1、毛澤東從未將中國人視之為人，卻在中國當了神；2、有個統計稱，毛弄死的人是世界之最，超過希特拉斯大林，而且後兩者殺的主要是外國人，唯有毛只殺本國人；3、毛鄧二人既有繼承也有區別，怎麼比較？】
一、邵燕祥：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已經被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決策、子彈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後來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佈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為例，公開報道的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裏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六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實即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上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在近三十年前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官方決議前止步，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的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1、"不把人當人"是毛澤東現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間自發地回顧毛澤東時代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現象時，依照中國人傳統的為人準則，普遍達到一個共識，即毛澤東這個人"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用來概括其食言自肥，"陰謀""陽謀"，其不講誠信，背離道義，印證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言行，實例不勝枚舉。這一語可作對他的政治道德的評價。
道德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說法便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皇權專制主義的王國。他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在是"不把人當人"這一執政理念的實踐。"不把人當人"也能叫做執政理念嗎？是的，它是某種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的集中表現，也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歷代的帝王都是皇權專制主義者，不管他們嘴裏唱得多麼好聽，誇稱"與民同樂"，"愛民如子"，其實都是把自家置於萬民之上，區別只在牧民有術或牧民無術，"牧民"者，把千百萬老百姓視為牲畜來驅使服役也。
毛澤東很少講人類，更沒有講過"以人為本"，甚至很少單獨用一個"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力避所謂"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從早年的"與人鬥其樂無窮"到晚年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當作他的鬥爭對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戰術式的大躍進初起之際，他竟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大談"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仿佛極其重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時在從上到下批駁馬寅初《新人口論》後不久，卻是正面把"人多"同"幹勁大"聯繫起來，既符合其"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總路線，又緊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兵團作戰戰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百萬人，如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兵源-戰鬥力一樣，在此刻則是實現其超英趕美宏偉藍圖的勞動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帝王們居高臨下，只見匍匐於地的百姓的黑髮，故稱之為"黎民""黔首"，今天"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黎民""黔首"們在權力者眼中的實際地位，與中外古代奴隸主看作"會說話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戰爭有戰爭的邏輯，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邏輯，毛澤東指示林彪，不惜犧牲五萬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後來在長春戰役中，犧牲的指戰員不算，圍城期間餓死的千百萬平民，絕大多數並非毛澤東詞典中的階級敵人。1949年後的和平時期里，毛澤東還曾宣稱，即使打起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還會有三億人，女人照樣生孩子云雲。退一步說，這樣的奇談，或許可以辯解為針對核訛詐故作驚人之語，但說到億萬人的死難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輕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鐵石心腸莫辦。
更現實而非虛擬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生日那天與文革親信們餐聚，開頭就笑說"慶祝全國全面內戰"，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並挑動群眾、幹部互鬥初見戰果之後，躊躇滿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動的信號。因為這時即將開展"全面奪權"行動，隨之引起全國各地或有軍隊介入的群眾組織間的武鬥，運用從長矛到機槍諸種冷熱兵器，造成巨大傷亡。如果說從這句惡毒的讖言已可窺見其變態心理的話，轉過年來，"上柴聯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決策者，王洪文之流不過是執行他的指令。而在現場槍殺的，正是毛澤東多年來口頭上、書面上封為"領導階級"和"基本群眾"的工人！
無論是漫畫家、詩人喻之為"鬥蟋蟀"或"古羅馬鬥技場"的鬥獸表演，都嫌規模太小。毛澤東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視"臣民"如土芥，無情地踐踏。這是典型的"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稍有違拗，就"堅決、徹底、全部、乾淨、乾脆消滅之！"從"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鬥倒，鬥垮，鬥臭"，直到肉體消滅。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還是針對地主豪紳，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文革當中，那就不管是他原來定性的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以至黨內矛盾，轉眼就可變成敵我之勢。而藉口則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後十幾年發生的"**"屠殺（實際上從6月3日晚上開始的），也仍是毛澤東無視人的生命尊嚴的"把人不當人"的執政理念起了主導作用。所謂用多少萬條生命換二十年"穩定"云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果然是高舉了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旗幟！
2、"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建立的時候，一度的確呈現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象。中共的宣傳強調這一次全國性政權易手，不同於三千年來重複多次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大變革，讓人民大眾代替反動統治者，在自己的國家裏"當家作主"。
人們記得，毛澤東不止一次許諾過，要用槍桿子打出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解釋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其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將由選舉產生，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①這些話出自他1945年7月書面答路透社記者問，不但白紙黑字印在當時的黨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而且收入了東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顯然不是別有用心的外國記者造謠。
然而，僅僅四年以後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人們發現，原先所說的一套，不過是出於戰爭期間籠絡國內人心以至爭取國際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後來有人說的，憲法並不是為了實施，僅僅是訂給外國人看的。只有書呆子才去較真你當時是怎麼說的。現在端出來的才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性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