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熟知的"國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權"的三位一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這裏只有順從共產黨的人才算人民，此外盡皆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共產黨與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黨政不分，擁有軍隊、警察、監獄，是一部實施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對階級敵人加以專政，就體現了"人民民主"。對誰講"民主"，對誰搞"專政"，最後裁決權屬於共產黨，甚至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句話（自下而上是簡報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則是批條政治）。強國弱民，大政府，小社會，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並窒息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產生。這樣的國家裏，共產黨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產黨從上到下的組織，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遵奉的馬恩列斯，都是只許服從不許反對，豈止不許反對，而且不容懷疑，不容稍有異見，甚至不容建言（毛澤東說"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號稱黨的三大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對絕不接受批評的諷刺，以致在毛身後沒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這樣的國家稱得上"人民共和國"嗎？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這是不折不扣的"黨國"。
"黨國"體制的創議者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毛澤東有時抬出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導的"聯俄聯共"政策。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鑑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提出了黨國模式，未及親身踐行就逝世了，這份遺產留給了蔣介石。我們年輕的時候，便曾把蔣介石治下的"中華民國"如實地叫做"中華官國"或"中華黨國"。這一體制是孫中山政治遺產中的負面部分。不過，孫中山畢竟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潤，他還是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讓人看到"還政（權）於民"的遠景。蔣介石不肯放棄獨掌的大權，等到他匆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演出一幕行憲的戲，已是戎馬倥傯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於形勢搞立憲一樣，為時已晚，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至於毛澤東，與慈禧載灃袁世凱蔣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思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和國家機器、政府事務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當然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則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權，自然不存在"還政（權）於民"的問題，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不僅是挑撥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且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無須論證，也無須驗證，一切的論據都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一句話里。打江山的理所當然坐江山，這就是出發點，也是結論。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幹部決定一切，"黨管幹部"，黨內黨外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幹部人選，委任升遷，概由各級中共黨委說了算。原說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的平等關係，不知何時暗轉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黨獨大，壟斷公權，嘴裏說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要的只是一個聲音，應者雲集，應聲蟲而已。
共產黨於是成了國中之國，國上之國，而黨的領導層則成為人上之人。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語-關鍵詞，民主是前綴-修飾語。其基本原則是從少數服從多數生發出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則服從核心的核心之一人，這是在實踐中必然的邏輯結果。據說鄧小平晚年講過，從前是毛澤東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最後決定權"的制度-這一制度經毛澤東1953年《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鄧雖在名義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實際上的"最後決定權"則是事實。這也是中共組織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理論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人所共知，全國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裏。各級人代會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遴選，分配各選區投票通過的，儼然是"上帝的選民"，理應舉足輕重了；然而從總體上說，人大也只是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罷了。至於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協商"產生的各級政協，不但不同於1946年時的舊政協，也不同於1949年建國前夕的新政協，入選的與會成員實際上都被剝奪了獨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話語權，要他們不當"花瓶""擺設"也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同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一樣，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僅有的被允許參政議政的人，但他們之所謂參政議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對執政黨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評，就會遭到反擊，就是不安於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禮"。梁漱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羞辱，不下於劉邦階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那樣打成右派亦即"資產階級反動派"，換句話說是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
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是"老子黨"，中共執政後對各個弱勢黨派，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老子黨"自居。毛澤東從來不畏人言，自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即使是"小權"也仍由各級黨政幹部執掌，草民不得與焉）。《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回答"你們獨裁"的指責時，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這是一句名言，言為心聲，對普世斥罵的政治獨裁，大有以可恥為誇耀之嫌。這樣的"反潮流精神"，唯後來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庶幾近之。
3、毛澤東仍是皇帝，中國人仍是皇權治下的"臣民"
毛澤東自陳他於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是取其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社會革命論。其他則是後來的補課。"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後一半沒有做到。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二十八年的後期，毛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號人物，並且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被譽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但若問他的治國方略，對不住，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就是革命時期的原裝貨色，"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選"第一卷的頭題，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他根本沒考慮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轉變變問題。仍然不乏大敵當前的危機感，仍然是為要對付敵人才去找朋友。落實下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敵人是劃定了。當然，現在看到的"毛選"第一卷卷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敵人，已是建國後再三刪改定稿的小名單。要知道1926年當時毛澤東目為敵人的大名單，還是要看最初的真跡②。那末，為什麼後來不同時期毛澤東總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歸入"人民"的人，特別是把所有知識分子當作敵人來打，就明白其來有自，一點不奇怪了。或曰，毛澤東"不把人當人"，是對敵人。革命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革命運動如農民運動的敵人。這些敵人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一貫不把人當人，則革命者也不把他們當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此之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紅色恐怖以對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這方面不須贅述。
①《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閻長貴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二、韶山沖的太陽是從西邊出來的
當代中國有點魔幻現實主義，離奇荒誕與殘酷現實緊密結合。
中國盛世的荒謬，可以link（連結）到高棉的骷髏堆，有歷史記憶的人，或許還想得起毛澤東接見波爾布特那一幕，但是更深的歷史邏輯，在中國文化或傳統之內，二十一世紀了，北京人大會堂里可以全票通過一個集權，這是"恐怖平衡"說得通的？這要怪"近代恥辱"？甚至毛澤東說「我當了共產黨的鍾馗」時，也準備「摔得粉身碎骨」，他其實沒有預料到，他死了半個世紀，頭像還掛在天安門上，中南海里住進了一個「毛孫」，雖然他的嫡孫被人調笑，而他說「我也是秦始皇」，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