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極巧，此書恰是蔡元培從德國翻譯過來的），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可見，此書對他影響之大。——〈世紀末回眸〉』
在毛澤東那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裏，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余英時語）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三、鄧小平：繼承並超越毛之惡
數字「四」與中國情有獨鍾嗎？「五四」既是現代中國的起點，也是蘇共向中國輸入「共產黨」的起點；
整整七十年後，又出了個「六四」，則是一個殺劫的日子，殺了大量青年學子和市民，所以數字（日子）的排列常常含義曖昧，而「六四」恰以其血腥而獲得世界意義，中國對世界無甚歷史貢獻，常常提供惡例。
茨威格認為，一個閃耀時刻出現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長歲月，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會決定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他歸納了決定人類進程的十四個瞬間，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鐵盧的一分鐘、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獲釋，等等，歷史中性，善惡兼顧，統稱"人類群星閃耀時"，他只強調，這些瞬間一閃之後，世界再也不一樣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閉的列車"，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彈，1917年4月從瑞士出發，穿過德國全境，最後抵達俄國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發，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發射的幾百萬發毀滅性炮彈都不敵它，因為這列火車把列寧送回了俄國。蜚聲於二十世紀中葉的茨威格，鳥瞰世界尚看不到東方的中國，他歸納的"瞬間"也沒中國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類歷史上能找到的中國影響，大概只有火藥發明一樁。
然而列寧和"十月革命"，將整個二十世紀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三個人，對歷史產生劇烈影響：列寧、墨索里尼、希特拉，三個惡魔；他們又代表着三個人類異端：布爾什維克、法西斯、納粹；史無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閃耀"，彰顯的是歷史之惡。
那麼二十世紀晚期的歷史，終於提供了來自中國的一個"瞬間"、一個惡例，因為它不是"群星閃耀時"，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後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再也不一樣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殺，及其決策人鄧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寧一樣，也改變了歷史，成為一個惡魔，兩者的區別，是列寧去發動了一場士兵和工人的武裝暴動，而鄧小平則是指揮士兵鎮壓了人民的一場和平請願。還有一點相似，即列寧神話，要到蘇聯帝國解體之後才破滅，歷時近百年；而"六四"屠殺後，中國因經濟起飛，而令專制更穩固，已歷時三十年，"鄧神話"至今沒有破滅。
三十年經濟起飛的破壞性，於今昭然若揭，它摧毀了中國，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沉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症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將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三十年的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因為三十年後中共的專制，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
當國際社會如夢初醒，開始正視中共這個邪惡政權，海內外對三十年歷史的清理，也將將起步。
以八十年代中國的強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其高層運作也可以歸納為鄧小平和趙紫陽二人的互動，前者作為"垂簾聽政者"，後者作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動失敗，結局便是屠殺。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這一天，成為鄧趙關係的分水嶺。趙紫陽為了禮遇胡耀邦，也順應民意，決定葬禮隆重、冠以"馬克思主義者"評價、允許群眾自發悼念等，這些都觸怒了鄧小平。從這天開始，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不復存在。鮑彤說："我認為殺心從這個時候起的，決心是那個時候下的。後邊的那些事情，只不過是鄧小平繼續觀察或者說在穩定趙紫陽的情緒而已，後面的事情無非是這麼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規格釀成鄧趙決裂，也成為"六四"事件的起因，這個關鍵細節，從前無人梳理過，也非常生動地凸顯了在"新權威主義"模式下，黨魁個人意志、好惡，便可輕易塑造歷史。
鄧小平認為，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或者中央全會拿掉趙紫陽，是合法手段，但是沒有把握，非確定性很高，只有調動軍隊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勢。這個過程必須在密謀條件下，通過軍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徑，實現權力的更迭。
鄧小平為了維護他個人的權威地位，要除掉一個政敵，是不惜發動一場內戰的，其範圍也一定從北京擴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漢，甚至全國，內戰將使整個學運和人民成為犧牲品，整個改革註定夭折，是全國範圍的一場大災難，也將是世界性的災難。
中共的權力結構在文革之後，即所謂"改革開放"年代，其實不是"黨指揮槍"，而是倒過來"槍指揮黨"的，這個制度，是經"南昌起義"、井岡山直到"遵義會議"，由毛澤東掌握軍事指揮權而逐漸形成，並以一貫之的，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一直是一個武裝暴力集團，它並沒有因為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而稍有改變，毛澤東始終牢牢掌握軍權才使他可以"無法無天"；文革後也是由掌握軍權的葉劍英，協同華國鋒，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而鄧也只能等到葉劍英去世，才經由謀取軍權、廢黜華國鋒，才穩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我們稍稍梳理這三十年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在文革之後走出毛澤東的"全能政治"統治模式，出來替代它的，是一個所謂"新權威主義"模式，當時也稱為"新加波模式"或"亞洲四小龍"模式，即靠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威來推行經濟開放，當時朝野無論政界還是學界，都對"新權威主義"一派叫好、期望極高，視為一種進步，然而鄧趙自合作到決裂、最後發生大屠殺的這段歷史，卻充分證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災難性的。這裏的要害問題是，極權制度的性格會頑強地蔓延到它的衰敗期，而在馬列政黨中萌發的非極權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艱難，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黨和國家的最高位置，卻依然不敵頑固派的反撲，一如晚清即便有一個皇帝（光緒）要改制，並且有一個維新派襄助，最終還是被保守勢力扼殺於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發生過一場大屠殺，然後中國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接下來就是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佈"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着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
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於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霸權位置，壓制、化約個人權利；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態資源、子孫後代的生存）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這是一個集權升級版，是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度的更新換代，而西方和國際社會尚大夢如酣。
六四屠殺後，美國為了中國市場而迎奉中共，老布殊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克林頓接納中國進WTO，所以"中國奇蹟"是西方與中共集權制度的一個合謀結果，中共從六四危機中存活下來並升級為超強集權，並威脅國際社會，西方也要負責任，他們三十年才發現自己上了大當，可是由於中共已被西方綏靖主義豢養壯大，國際社會已受迫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強集權，歷史已經不能回頭。
中共合法性喪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殺導致了第二次，所以陳雲才提出"我們自己子弟接班"的戰略，他們對自己傳統的接班順序已經喪失信心，這個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安排好了。比較台灣蔣經國，因為刺殺江南事件，而廢儲蔣孝武，蔣家退出歷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機而立儲，但是"太子黨"執政沒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習近平向毛澤東倒退的底蘊。
今天，"改革"是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也許，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尋找"改革"的緣起、夭折，會帶給我們新的想像和靈感。這也是研究趙紫陽和六四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