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紅衛兵大串聯時，我並不具有參加「大串聯」的資格。我是「狗崽子」。
我不屬於生下來就被列定為「另冊」的那種，譬如地富子女。我父親早年參加革命，不知怎麼，1957年的那場風暴竟然把他卷了進去，就變成「地富反壞右」中的老五了。不過，那時我的家人都捫心自問，他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我家栽跟斗，純屬「冤枉」。
於是乎，這「冤枉」情結便使得我較之前四類子弟稍稍生出些「優越」感來。也正是這種「阿Q」式的「優越」，使我在「史無前例」的時代初期，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甚至於竟敢將貼在我家大門口的大字報撕了下來。所以，挨了一頓「正宗」紅衛兵、紅五類們的毒打是在所難免：誰讓你自個兒感覺特別良好——又沒有別人承認你這點「優越」。
1966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孤山腳下面對西湖的一幢木樓里，我一個人蜷縮在床上看書。我所看的書全是從地下撿起來的破書——我家被「紅衛兵小將」們頻頻的毀滅性抄家後，連一把熱水瓶都未能倖免，被撕爛的書頁鋪在地上足有半尺厚，他們懶得送造紙廠回爐，我也懶得清理，只是時不時地從地上撿起本殘缺不全的書翻翻，聊以解悶——晚上一個人呆着怪悽慘的，我也不指望什麼人在這種日子裏來看望我。
「篤篤。」忽然，臨馬路的窗上響起了兩下敲打聲。
我心裏陡然一緊：母親早逝，父親關在牛棚，什麼人，這麼晚來找我？我可是才20出頭的姑娘啊！
「李其容。」
我鬆了口氣，這是我班一個男生的聲氣，他家成分是「小業主」，他屬於「可以教育好」的之列。「李其容，明早在火車站集合，去串聯。」
「我們有資格串聯？」我本能地問。
「紅衛兵、紅五類上北京是接受檢閱，我們不去北京就是了。再說，大串聯是主席的號召，誰也怪罪不了我們。我們能上哪兒就上哪兒吧！」
杭州站廣場和往昔大不相同，地上黑壓壓的淨是坐着候車的人。各種不同的口音，各種不同的打扮，但都是年輕人。一眼望去，大城市的人並不多，大多數是農村來的學生娃，眼裏閃着興奮的光。瞧我眼前的這個鄉下娃子，黑黑矮矮的，看上去最多只十二、三歲的模樣，雖然穿的是一身舊衣服，但綠布縫成的仿軍用書包卻是簇新的，上面還用鮮亮的紅絲線精心地繡着「為人民服務」五個毛體字。
「哪兒來的？」
「江西。」他接着又不無得意地補充道：「老根據地。」
「路上很累吧？」我不禁又問了一句。
「累什麼？毛主席號召我們大串聯，再苦再累也不怕！我們還坐了汽車，還坐了火車呢！」
「你這是第一次坐火車？」我頓生幾分憐意。
「嗯，我爹說，我還是咱村第一個坐火車的，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一時覺得這個大眼睛忽閃忽閃、帶着濃濃鄉音的小男孩特別有趣，興致上來，打算為他畫一張速寫。
他馬上站立起來，嚴肅地整了整顯得過大的軍帽，束好緊緊的皮帶，右手端着那本小紅書，眼裏顯現出一副虔誠的神情。
「同學，你就這麼畫。」他吩咐我並做好了拍照的準備。
我自小隨父母工作的調動走南闖北，火車倒也坐了幾次，可這次乘的列車卻叫我嚇了一跳：行李架上、坐椅下邊都躺着人，站着的人也是臉對臉、腳碰腳地貼在一起，可真讓我想起蘇聯小說里形容的「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雖說沙丁魚是啥樣的至今我也沒瞅見過。
到了上海站，更是讓我泄氣了。本來我們打算就在車站裏轉車去北方的，但眼瞅人們上車的那個勁，根本不是我這個弱不禁風的女孩所能及的。想從車門裏進去是妄想，最常見的，是雙手在車窗沿上一撐，而後從扁狹的窗縫中像過鐵絲網似地鑽過去——這大都是男生們的解數，女生們可就像包袱似地讓人們托着屁股舉着腳硬塞到車窗里去。
我不敢想像我會是這副狼狽相，更不敢想像從這麼高的車窗上往下蹦的情景——要知道，我在學校里體育只是個勉強打三分的學生。
在上海，我只在親戚家轉了兩天，就打道回府了，手裏還提着親戚硬塞進手的、沉甸甸的三四斤糯米年糕。
轉回杭州的火車倒沒那麼擠了，也用不着我爬車窗，因為讓我們這些去杭州的學生坐的是「悶罐子車」，又叫「豬玀車」的那種，沒有座位，但也不用站着，各人都有一小塊地方可以坐。
天色漸暗，沉重的車門一關上後，就更是只能看到幢幢黑影，雖不致漆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
伴着單調的「轟隆、轟隆」的車輪轉動聲，人們開始紛紛和同伴們聊開了天。因為我們一夥到了上海便呈鳥獸散，這天回杭的也只有我一個孤鬼兒，我就只好一人伏在懷裏的那籃年糕上，在車廂角落裏呆呆地想心事。
不知是誰，先哼起歌來，那是當時較為流行的《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歌是有感染力的，不一會兒，整個車廂年輕的嗓子都隨之哼唱了起來。像是上了癮，大傢伙兒一支接着一支唱，一發不可收拾：《毛主席的光芒》《北京的金山上》《我們來自五湖四海》《臨行喝媽一碗酒》……革命歌曲和樣板戲，輪番過癮，也很解悶。聲音也由低哼到唱，甚至到吼。
有趣的是，革命歌曲中，大家對語錄歌倒是沒有像對民族風味的歌曲那樣鍾情，大約是作曲家的匆匆應命之作總不太那麼上口，總有些像念經文念咒語之類的感覺，而地方民歌是那麼優美，有着難以言喻的千般風情。
當唱到《五彩雲霞》時，大家更是賣勁地唱，但到了「索瑪花一朵朵」這句時，我聽見整節車廂里就只是我自己的嗓音了。
這支歌，最後是由我一個人唱完的。好久沒有這麼抒一抒嗓音，我真忘情了。也難怪，這近半年來，我這個全校的「最佳女高音」不許「亂說亂動」，哪還敢引吭高歌呢？再說了，會唱歌的人就像會打球的人見了球會腳癢一樣，聽到了曲子，喉嚨也會發癢的。
唱完了，靜場。一下子，爆發了一陣掌聲。
「再來一支！」「再來一支！」是年輕人熱情的邀請。
昏暗中，我感到臉上發燒。這興奮，不亞於在舞台上謝幕時的感覺。
「這麼瘋？！再唱，被人家認出來了怎麼辦？」一個聲音在我心裏提醒。「沒關係，反正大家都來自『五湖四海』，誰認識誰呀？再說，周圍黑糊糊的，也沒人看清我。」另一個聲音在心裏反駁。
愛出風頭的虛榮心到底戰勝了小心謹慎的處世銘，我就再也不顧一切地把我所能唱的（當然不能唱外國歌、愛情歌）都傾瀉了出來。
車停了。「怎麼，到了？好快！」
「臨時停車。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可以出來解小便！」
不管男女，大家都紛紛跳下車自尋方便。幸好天空中沒有什麼星月，再說人有「三急」，除了出生、吃飯外，拉屎拉尿也算「一急」，大傢伙兒便顧不得什麼難為情，就男一夥、女一夥地去發泄痛快去了。
上車門時，忽然，有兩條電筒光向我們幾個女孩照來：「喂，你們哪個是唱歌的小夜鶯？」
我的虛榮心畢竟還沒膨脹到答應的程度，再說，這也是幾個初中毛頭小伙子，傻裏傻氣的，沒意思結交，我也就一縮脖子上了已點了昏暗電燈的車廂。
「咦，這不是蘇政委嗎？」握電筒的一個小伙子終於發現了一個熟人。
這年頭的司令部如雨後春筍，司令政委滿天飛，我當然不會認為會有一個留着落腮鬍子、四五十歲的「政委」上了我們車廂。
「咦，你們怎麼認得我？你們是哪個學校的？」這是個姑娘的尖尖聲氣，怎麼，還好生耳熟？
「誰不認識紅一司的蘇革命蘇政委？我不是你們杭四中的，但我也是紅一司的。」
猛地，我的頭皮都要發炸了：老天呀，真是「山不轉路轉」，我怎麼會在這兒碰到這位響噹噹的「蘇革命」的！我剛才大唱特唱叫她認出來可怎麼得了？！
她原並不叫「蘇革命」，本有一個相當女孩子氣的名字「蘇小麗」。讀小學時，她也相當女孩子氣，喜歡看蘇聯芭蕾舞，喜歡收集美女圖片。她比我小一級，是從北京轉來的軍乾子女，當她知道我擅畫公主、仙女之類的美女時，就央告我為她畫一套「灰姑娘」人物，還非上色不可。
自小學畢業後，我就再沒見到她，可1966年夏她的事我可聽說了不少。倒也並非是「道聽途說」，因為我所在的班級牆上就曾貼過「紅一司」的小報之類，上有「蘇政委」的發言轉載。在發言裏，她痛斥自己名字帶有「封資修」的濃重氣息，所以，她要和這個名字決裂，她決心革命到底，以後就叫「蘇革命」了。
「嘻嘻，叫『蘇造反』不更好了？」當時，我們班裏就有人私下取笑過。取笑的人當然不是我們這些「狗崽子」，我們豈敢！
後來有關她的消息又陸陸續續地傳到我耳中，剃老師的陰陽頭啦、打「狗崽子」啦……反正，聽到的有關她的種種行徑，我是怎麼也不能和那位五官秀麗、向我索要美女畫的女孩兒對上號，但我相信，迷信的狂熱會改變人們的性情。
「蘇政委，你們從哪裏來？」楞小子問。
「北京唄，你們呢？」
「也是北京。本來，我們是要去參加北京聯動的，但他們不收。」
「為什麼？」
「因為，因為他們說我們的爸爸級別不夠格，夠不上中央高幹的份。其實，我爸爸是廳長，十二級呢！」
「哼，真小瞧人，那你們就回來好好干！」
「真的，我們抄家、打狗崽子，哪樣沒好好幹過？我們學校老師的一個保姆，查出來是反動軍官的小老婆，我們還灌肥皂水給她喝，那老太婆口吐白沫沫，可真像個大螃蟹呢！哈哈哈！」
「你們還真這麼幹？」
「可不，『老子反動兒混蛋』嘛！對反革命和狗崽子，就得動真格的，決不手軟！」
我只覺得背上陣陣發涼，剛才的春風得意，早已丟到了「爪哇國」里。怎麼就會碰到這幾位凶神？還有這位「蘇革命」同志。我真是後悔剛才出什麼風頭，萬一他們認出我來，見到「狗崽子」混跡於「大串聯」的隊伍中，不會利索地把我從火車上推下去才怪！我情不自禁地又往角落裏縮了縮，用「李鐵梅」式的大圍巾把臉包得只剩下兩隻眼睛，雖然晃動着的十五瓦燈泡給車廂裏帶來的只是一片混沌的黃光。
「轟隆轟隆轟隆」，車輪聲依舊單調，這種單調這會兒給了我一種車輪轉得出奇慢的感覺，仿佛永遠轉不到頭似的。
腦子裏也是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也無心去細聽燈下「紅爺爺」「紅奶奶」們侃些什麼，間或，只有一兩句話飄到我耳里。
「我早看出來了，學校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溫床，所以，我的學習成績都是兩分。」那個楞小子說。
「我可都是五分！」是蘇小麗頗為自得的聲氣。
真不知過了多久，「轟」地一頓，火車停住了。好！這下子真到了！我鬆了口氣，也慶幸這一路上沒被蘇小麗認出來。我匆匆抓起那籃年糕，背着燈光，往車廂門邊擠。還好，他們正在收拾物件呢，沒瞧見我。
我急急衝出站門，往七路汽車站走去。還好，他們被我拉得遠遠的，沒機會碰到我。
「李其容！」猛的一叫。
是蘇小麗的聲音！但我的腳步沒停下，也沒應聲，裝聾作啞罷！
「李其容！」比前次更響了，隨着又是一陣腳步聲，我再也裝不了了，只得停了下來，等待發落。
卻是一張笑臉。
「瞧你走得多快，我差點攆不上！」
我心裏可直犯嘀咕：蘇小麗沖我笑嘻嘻的，什麼意思？
「李其容，瞧你這籃子挺沉，我倆一起提着到車站吧！」
「不，不，」我忙不迭地回絕：「我拎得動，拎得動。」
「逞什麼能，你不是坐七路車嗎？咱倆順路，一塊走！」
「別，別。我要搭一路電車，我自個兒走。」——敢情她還不曉得我父親是右派，才對我這麼熱情。我還是躲着點吧，露了餡可就會「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逃也似地往一路電車站跑去，這可真是「南轅北轍」。
撇下發愣不解、呆呆站着的她。
1980年代初，我在浙江美術學院資料室又碰到蘇小麗，這時她已是中央美術學院某副教授的夫人了，正陪同先生前來找資料。
大家見了面，當然是感慨一番——十幾年的歲月，都給彼此的面容上刻劃出了痕跡。後來，她又說到，她曾把我在小學畫的那些美女都挺鍾愛地保留了很長時間，直到文化大革命……
說到這兒，我冷丁地問了她一句：「小麗，那回大串聯回杭州，在火車站分手你硬要替我拎包的時候，曉不曉得我是右派的女兒？」
「知道呀，我一直知道。」
我默然。看來，就是在史無前例的那會兒，階級情還是沒有完全替代掉人情。
（選自劉濤主編《大串連》，知識出版社199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