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賢人，原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文化大革命」結束）。1950年9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8月參加工作，高中文化。196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開除黨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醫。1995年5月起刑滿釋放在家，卒於2007年10月。】
這裏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復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面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他童年比較苦，家裏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王洪文
他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為「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裏裝，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裏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里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古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後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線送信，炮火連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
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前線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麼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麼什麼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麼樂譜，反正在裏面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
在軍樂隊裏，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復員。他在部隊裏入黨，由於沒有什麼大的培養前途，所以復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里，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麼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里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窩夾兩瓶，右面胳肢窩夾兩瓶、手裏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一面乘車，—面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
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里，星期天就那麼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里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1950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里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裏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麼房子，用什麼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裏，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里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