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着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裏。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裏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佔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裏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裏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着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1975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裏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進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划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面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一面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歷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裏有恆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問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橋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裏，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麼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里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熟衷於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馬且飲洗塵酒。
高賓良朋歡騰座，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乾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竟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裏來占什麼便宜，沒門。」
1972年，王洪文奉調從上海到中央工作。開始時沒有讓他擔任中央的重要職務，而是委託周恩來培養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同時為召開黨的十大作準備。一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
王洪文說，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毛澤東對《後漢書》《三國志》讀過許多遍，稱得上滾瓜爛熟。他曾說過，西漢高、文、景、武、昭各帝，較有興味；東漢只有光武帝可讀。毛澤東還曾先後叮囑他的秘書等人，要讀《後漢書》《三國志》中的《黨錮傳》《曹操傳》《郭嘉傳》《程昱傳》《賈許傳》《劉曄傳》《夏侯淵傳》《田疇傳》和《董卓傳》，獨獨沒有提要讀《劉盆子傳》。這次，是毛澤東單獨向王洪文作出的讀書指示。
朱永嘉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馬上意識到：毛澤東讀書，向來是提倡「古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肯定是寓有深意的。為了探索其中的含義，我要朱永嘉趕緊把《後漢書》找來一讀。
劉盆子何許人也？
《劉盆子傳》中寫道：「劉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式縣，位於泰山腳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劉章，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而盆子是劉章的後代，身上有點皇屬血統，可以算是劉氏的宗室。不過，當時他的社會地位很卑微，是個放牛娃，人稱「牧牛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