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英國人並非一無所獲，至少，他們終於揭開了這個東方大國臉上的神秘面紗，在各種縹緲不實的傳言之外，觸摸到了天朝虛幻而脆弱的神經。使團成員之一在日記中憤憤不平寫道：「中國除了被一個文明的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歷史把這個征服的機會給了斯當東。
7、
少年時代的中國之行，把斯當東的命運和這個東方國家聯繫在了一起。不過，如果說第一次中國之行前後，他對傳說中富庶文明的中國充滿好奇和好感的話，那麼，當他對這個國家的了解越深入，也就越充滿敵意，並在後來改變了中國命運的鴉片戰爭的決策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800年，虛歲20的斯當東重返中國，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充任書記員。在中國的10多年裏，一方面，斯當東從書記員一直做到了貨頭委員會主席，全面負責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這個古怪又古老的帝國，他的研究從翻譯帝國的法律開始。
隨着研究的深入，斯當東成為全世界對中國最了解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比中國人更加了解中國——這些中國人既包括乾隆的繼承者嘉慶，也包括普通官員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當東回憶起早年的中國之行時，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的父親和馬戛爾尼，認為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估計過於樂觀。
然而，斯當東卻意想不到地在這個國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在他看來，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國經過20年的發展後，勢力遠比馬戛爾尼時代更強大：對外，擊敗了稱雄一時的拿破崙；對內，工業革命迅猛發展，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場。為此，英國方面準備再派一支使團前往中國。目的仍然和馬戛爾尼一樣。使團由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領，斯當東則是副使的最佳人選。
清朝方面對斯當東這個曾被乾隆接見過的夷人深懷畏懼，在他們看來，一個夷人處心積慮地學習天朝的語言與律例，完全就是圖謀不軌的直接證據。有關方面獲知斯當東將擔任副使時，強硬地向英方提出：只准斯當東留在廣州。
但這種強硬立場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斯當東又一次來到了久違的北京。不過，斯當東對這次出使沒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報告中說的那樣：「中國政府變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時候都不願接見外國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國人。」
此時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時代更顯頹唐。這個中國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就像若干享國較長的王朝那樣，已然進入由治而亂的天道輪迴。作為帝國這艘巨艦的掌舵人，嘉慶無論個人能力還是個人魅力，都與其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對英使的來訪，他明確表示「總之朕不悅此事。」
嘉慶和後來的道光、咸豐等幾個清朝君主，往往以祖制為由拒絕與西方正常交往。其實，所謂祖制大多時候是一個藉口，最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另一點：沒落的天朝一面盲目自大，一面又對陌生事物深懷恐懼；既自滿於萬世一系的太平盛世的彌天大夢，又自畏于洋人的奇巧淫技和無君無父的駭人思想。
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人為地把中國與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儘量減少中國和世界的接觸。對統治者來說，維持穩定最便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既不能讓牆外的風吹進牆內，更不能讓牆內的人看到牆外的花花世界。
因而斯當東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甚至比第一次更加註定了失敗的結局；並且，將失敗得更加屈辱和難堪。
果然，如同馬戛爾尼首先遭到的問題就是大禮一樣，阿美士德亦然。此前，由於馬戛爾尼的堅持，乾隆雖然心裏有疙瘩，畢竟還是准許他按面見英王的禮儀免了下跪叩頭。但乾隆的繼承者連這點胸襟也沒有，這位當年馬戛爾尼覲見時在場的皇帝撒謊說，馬戛爾尼向他的父親下跪行了大禮。
當阿美士德像馬戛爾尼那樣提出，他向清朝皇帝叩頭，清朝也派一位品級相當的官員向英王畫像叩頭時，負責接待的國公和世泰反駁說，乾隆年間的事情已經不再適用。並宣稱，三跪九叩的大禮一定要行全，否則使團將被趕出帝國。
在大禮的爭執中，斯當東一行於當年8月28日深夜來到北京郊外。此時嘉慶已放鬆了對英使叩頭的要求，但和世泰卻想邀功固寵，他向嘉慶匯報說：「雖其起跪頗不自然，尚堪成禮。」——阿美士德一直就拒絕叩頭，何曾練習過如何行禮呢？和世泰的愚蠢就像明知道紙包不住火，可為了讓皇上高興，不惜信口雌黃。
嘉慶聽說阿美士德在練習行禮，自然高興。於是，宣佈次日凌晨召見。這樣，當天深夜，阿美士德一行被催促上路，並被告知皇帝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最令阿美士德一行憤怒的是，和世泰明確告知他們：必須按天朝的規矩行禮。
阿美士德對行大禮與否並不看重，使團第三號人物也贊成委曲求全，但對天朝早就洞若觀火的二號人物斯當東堅決反對。這樣，阿美士德與和世泰發生了激烈爭吵。和世泰要拉着阿美士德去晉見，阿美士德堅決不肯去並提出抗議。雙方不歡而散。
和世泰沒法向嘉慶交待，只得再次祭起這個國家的官員們慣用的法寶：撒謊。「英使急病，無法陛見。」嘉慶說，既然正使病了，那就見副使吧。副使就是斯當東。斯當東當然也不可能去晉見。和世泰只得再次撒謊：副使也病了。
嘉慶早早地到頤和園等着接見夷人，可夷人卻一個個稱病不來，這不明擺着沒把聖上當回事嗎？於是，盛怒之下的嘉慶宣諭：「我中華之國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阿美士德一行被逐出京城。
回程中，地方官們更是以粗糙的食物作為對使團不肯下跪的報復。一封嗣後由嘉慶發給英王的信中明確表示，這些不守規矩的夷人在天朝不受歡迎。
在回國路上，使團途經聖赫勒拿島，阿美士德一行拜見了被囚禁在這座大西洋孤島上的一位偉人，此人說了一句當代中國人常掛在嘴邊並引以為豪的話：「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這個偉人就是拿破崙。也許拿破崙沒看走眼。不過，中國的覺醒卻遙遙無期，它還將繼續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滑向深淵。
8、
從馬戛爾尼的失敗到阿美士德的更失敗，時代的發展不僅沒使天朝的門戶像英國希望的那樣稍微開放一些，反而更加緊閉。天朝與世界的距離不是在縮短，而是在加大——基於阿美士德的無禮，嘉慶一度打算斷絕與英國的商業，並把最後一個口岸廣州也關閉。
幸好，由於兩廣總督的勸說，嘉慶才意識到這種毅然決然的作法，有可能挑起中英之間的戰爭，而此時的中國，早就處於風雨飄搖之夕。身為大清王朝拐點期的皇帝，嘉慶也知道他的帝國承受不起一場戰爭。
為此，他聽從了兩廣總督的勸說。這樣做的結果，使得他幸運地沒成為第一個在中外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的皇帝，而把這種亘古未有的恥辱，留給了他的繼承人。
中英之間的貿易依然在繼續，中國官員和行商依然在通過對外商的壟斷獲取高額回報，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貿易依然是鏡花水月。更令英國無法承受的是巨大的貿易逆差。許多年裏，英國人一直挖空心思尋找某種能夠在中國暢銷的東西，以便扭轉這種逆差。最終，他們找到了鴉片。這個古老的國家，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都一下子愛上了這種能帶來幻覺的毒品。
鴉片的輸入使中英之間的貿易差立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白銀如同流水一樣淌出國門。鴉片的流毒，林則徐有過著名的論斷：「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接下來，就是婦孺皆知的虎門銷煙了，而虎門銷煙的結果則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則是《南京條約》。
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後，下令禁止英國船隻進入廣州，並斷絕與英人的一切貿易。消息傳到英國時，英國舉國譁然，議院召開會議，討論是否用武力解決。在會上，作為下院議員的斯當東的意見舉足輕重——顯然，身為英國第一位漢學家，他對那個神秘的東方國家最有發言權。
從少年時滿懷憧憬地遠行中國，到青年和中年時期客居廣州，此時已年近花甲的斯當東是否想起了乾隆賜他荷包的溫情和嘉慶下旨把他驅逐出境的厭惡呢？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中醫，一出手就能扣住患者的脈息一樣，斯當東一開口，就把握住了天朝的七寸：「我很了解這個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個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對英國人販賣鴉片是否違反了國際法，斯當東非常雄辯地指出：既然連兩廣總督都在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那麼英商的做法就沒有違反國際法。——多年來，我們的教科書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教育我們：鴉片是英國殖民者用來毒害中國人民的骯髒東西。但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用毒品毒害國人的，還有不少是宣稱愛民如子的高級官員。
斯當東認為，儘管令人遺憾，但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由於斯當東壓倒性的發言，英國議院以微弱優勢的票數通過了對中國動武的決議。隨後的故事人所皆知：中國死命捂住掖住的國門在正常的外交努力之下無法打開，但在大炮的轟擊之下，卻倒塌得比滑坡還快。東西方幾代人的命運與未來，也就此全部改寫。
斯當東去世次年，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是時，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斯當東兒童時代曾入住過5天的圓明園被一把火焚為白地。舉火之前，英軍在園子裏發現了幾十年前馬戛爾尼的禮物——那是他代表英國政府送給乾隆的先進的野戰炮。當時，清朝把這些野戰炮全都拉到了圓明園，並拒絕英國工匠教他們操作。
然而，當英法聯軍進駐圓明園時，他們驚奇地發現這些野戰炮還完整地擺放在角落裏，上面佈滿蛛網和灰塵。同樣遭遇的還有馬戛爾尼送給乾隆的那輛漂亮的四輪馬車。它們全都作為英軍的戰利品，重新回到闊別了幾十年的英國。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這個曾經有過強漢盛唐的國家，就此淪落為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為此，甚至產生了一句我們常掛在嘴邊的話：落後就要挨打。其實，置諸全球背景來看，落後未必就一定會挨打。只有既落後，又拒絕浩蕩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
至於中國的衰落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以為不是鴉片戰爭，而是那個12歲少年跟隨馬戛爾尼來華的1793年。雖然鴉片戰爭的硝煙還要等上半個多世紀，天朝也還要繼續沉浸在盛世的虛假繁榮中，但馬戛爾尼來華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過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場和更為開放的政策時，隨着勢力與欲望的坐大，戰爭只是時間問題。
在馬戛爾尼來華與斯當東在議會的慷慨陳詞之間，歷史原本給了中國長達50餘年的機會。只是，這機會如同一張沾滿穢物的布片，被天朝不屑一顧地扔向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