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鐵幕是怎樣被撬開的（示意圖/pixabay）
【看中國2018年8月26日訊】教科書曾經一再教育我們：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方就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自命「天朝上國」，對洋人加以種種苛求、歧視、壓制。
老高按：「落後是要挨打的」這句話，我從讀中學起就被各種課本、報告乃至電影諄諄教導到脫口而出的地步，從來也沒有懷疑過——沒有想想人類社會在逐漸告別叢林之後，世上國家、民族那麼多，有先進有落後，落後者天天在挨打嗎？
用這個觀點解釋自鴉片戰爭以來180年的中國近代史、中外關係史，其片面偏狹也就不言而喻了。讀到聶作平一篇文章《驢與虎的博弈》，從一個「小洋人」的視角寫起，就告訴我們：哪裏是「落後要挨打」，分明是「自大和蒙昧要挨打」——儘管打人者也並不「偉光正」「高大上」，但中國「挨打」這件事並不是因為「落後」，則是毫無疑問的。作者在文中說「只有既落後，又拒絕浩蕩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也是這個意思。
這段歷史中外有許多人寫過，我也讀過若干。但是此文講述的許多細節，還是讓我匪夷所思，掩卷嘆息。例如：乾隆親自給英國人洪任輝（James Flint）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竟是：擅自學習漢語。朝廷理直氣壯：夷人會說漢語或國人會說夷語，他們就有可能互相勾結，圖謀不軌。不准外國人學中文，後來成為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再例如，英國政府送給乾隆的每分鐘能發射七枚炮彈的先進野戰炮，被清廷全都拉到了圓明園擺放，並拒絕英國工匠教他們操作。當英法聯軍幾十年後進駐圓明園時，發現角落裏這些野戰炮佈滿蛛網和灰塵，作為英軍的戰利品，又回到了英國。——斯情斯景，讓人說什麼好！
驢與虎的博弈——以斯當東為觀察點
聶作平，聶作平的黑紙白字
1、
儘管我努力克制這種神奇而又令我沮喪——可能也令所有中國人沮喪——的聯想，但思維總會在不經意間碰撞到1000多年前那則著名的寓言：黔之驢。在這場現實版的驢與虎的博弈中，中國充當了那頭愚蠢的龐然大物，而人口與歷史均與中國不成比例的英國，則充當了狡黠而又隱忍的老虎。
在從「憫然，莫相知」到「大駭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斷定「技止此耳」而「斷其喉，盡其肉」的不斷深入中，最初把驢子視為神的老虎，終於獲得了飽餐的機會。
真正意義上的東西方接觸，始於明清之際。西方對中國最早的了解，來自於傳教士、冒險家和商人們的轉述。透過這些充滿誇張的東方傳說，西方最早的中國形象近似於哈哈鏡：通過這個神奇的鏡子，東方的沒落與專制縮小了，光輝與仁厚放大了。這個盛產瓷器、茶葉和絲綢的廣大國度，得天獨厚地沐浴着聖人的教化。
伏爾泰為此斷言，從道德層面上，西方應該毫不猶豫地向中國學習。萊布尼茲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一個歐洲人應該羨慕的開明君主極好地統治着。」萊布尼茲和伏爾泰都沒見過的這個開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四任皇帝：乾隆。
但是，當東西方真正近距離接觸後，霧裏看花般的美好想像頓時被殘酷現實之手撕得粉粹。而東方中國的真相之幕，則由一個畢生與中國打交道的英國紳士揭開。
1793年9月14日，當這個英國紳士還是個12歲的孩子時，他在位於北京200多公里外的熱河行宮，見到了已經83歲高齡的乾隆。那是一個秋意深重的早晨，這個英國孩子在一群中國官員的帶領下，在黑暗中行走了4公里後，走進了燈火通明的行宮。
這是一座黃色的大帳篷，周圍眾星拱月地擁擠着無數小帳篷。英國孩子進入帳篷時，他看到一個精神矍爍，看上去只有60多歲的老人端坐龍椅上。按照此前雙方經過多次艱難磋商才達成的妥協，一個英國紳士向乾隆單腿下跪行禮。禮畢，將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信呈給了乾隆。之後，這個孩子隨同他的父親，也跟着上前行禮。
當乾隆聽說這個滿頭捲髮的小洋人居然會說漢語時，興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說幾句。於是，小洋人就用一年來在前往中國途中學會的漢語，向乾隆表達了祝福和感謝。
這個小洋人，就是後來成為英國第一位漢學家的托馬斯·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禮的英國紳士，就是著名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接見之後的日子，作為英王特使的馬戛爾尼以為他的外交使命才剛剛開始，但當他正準備就若干重要事務和天朝官員商討時，天朝卻一再暗示：你的朝貢任務已經完成，現在該返回你們的國家了。
一個12歲的孩子，儘管聰慧過人，但想必斯當東不一定會對東西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有更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後，當他長大成人，他才會明白這場後來被史學家們稱為聾子之間的對話的失敗外交，會對地球東西端的兩個大國產生多麼久遠的影響。
2、
我們今天常說清朝閉關鎖國，並把晚近中國的落後歸之於這種漫長的固步自封。但事實上，清朝將近300年間，真正閉關鎖國的時間只有區區21年，還不到這個王朝歷史的十分之一。並且，這種閉關鎖國從現實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正確選擇：明朝滅亡後，惟有台灣鄭氏憑藉風急浪高的海峽繼續奉朱明正朔，不斷派兵騷擾沿海。
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絕所有口岸的對外貿易，並將沿海居民內撤30到50里。1683年，隨着台灣問題的解決，清政府取消了海禁。兩年後，又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四地開設海關，這就是所謂的四口通商。
清朝21年的閉關鎖國，卻給後人留下了長期與世隔絕的壞印象。究其因，不在於海禁政策施行的時間長短，而在於清朝君臣固有的觀念里，揮之不去的天朝情結。簡單地講，清朝——無論君王還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國自居。他們自認為物產豐富的天朝無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無。
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許通商，不過是對於夷人的恭順而賜予的恩惠。也就是說，當天朝覺得夷人不夠恭順時，可以隨時取消這種恩惠。就像馬戛爾尼使團中的一個成員在他的遊記里寫過的那樣：「中國人從小時候吃奶起就逐步養成了對外國人和商人的偏見。」
在四口通商維持了70多年後，正是惱怒於夷人的不夠恭順，清朝才從實質上斷絕了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僅僅開放廣州，實行一口通商。
這件事得從一個叫洪任輝的英國人說起。洪任輝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人，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此人精通漢語，是英國第一個漢語翻譯，多年來一直在廣州為東印度公司服務。
是時，西方與清朝的主要貿易地為廣州，而廣州地方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職權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詐勒索。東印度公司不勝其擾，同時也為了擴大與清朝的貿易，指派洪任輝和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帶兩隻商船北上定海。隨後，英國方面把更多的商船發往寧波等地。
如此一來，到達廣州的英國商船便急劇減少，廣州官員的灰色銀兩與海關稅收均呈直線下降。為此，兩廣總督向乾隆提請將寧波的關稅翻一番，打算以這種方式來迫使洋商「自願」留在廣州。對帝國稅收來說，無論洋商的目的地是廣州還是寧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