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發生，我在隴海線一個山溝里當工人，每日裏，只見軍車東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來，聲討「上海幫」密謀暴動，一定要徹底解決。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數年。但聽那些文件傳達，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後來聽第二批文件傳達——「反革命暴亂」如何被「粉碎」，倒覺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頭目有點像本地人了。大軍壓境，立受招安，檢討、揭發、輸誠，要什麼給什麼，哪有一點暴戾之氣？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習氣。可見左派們在這個城市活動多年，就算把握政權也呈懸浮狀，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穩地面，一接地氣，終被軟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還是市民軟化革命？紛紛擾擾中，文件傳達越來越多，心猿意馬，昏昏欲睡。忽聽一句大黑話，讓我眼前一震、內心一驚。那文件說，王張江姚被捕後，「上海幫」群龍無首，居然有人在會議室倡言：「我們應武裝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為又一個巴黎公社！」這句話成為「暴動」鐵證，此後在文件中反覆引用，也像刀刻一樣在我心裏30年，不能忘卻。須知說話者並不是軍人，竟是一介書生，從復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學家，大概是讀歷史讀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說完後，北京方面不動聲色，允許他按原定日程訪問日本。歸來落虹橋機場，下機即逮捕，入獄14年。
14年後，輪到我在復旦念博士，不幸讀歷史，專業也與「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聽這位史學前輩。一般來說，「文革」垮台者在本單位都有壞名聲，不是搞特權，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個例外，聽不到有幸災樂禍，言者多為惋惜，間或還有同情。他本來是功底深厚的明史專家，1948年入黨，曾任復旦歷史系總支書記，1964年，組織該系幾個青年講師討論「李自成晚節不忠」、「農民戰爭史」、「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等，起名「羅思鼎」（螺絲釘）。華東局正要組織反修寫作班，聞訊遂將這個小組合併，搬進上海西區李鴻章為愛妾購置的「丁香花園」，集體筆名「丁學雷」，丁香花園學雷鋒。他在「丁學雷」統領歷史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當於今天的宣傳部長，卻未搬進上海西區，住復旦老房子，拿講師工資。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電話打到復旦家屬區，門房老頭去他門前喊，他趕過來接，差一點誤事。姚才知道「宣傳部長」家裏沒電話，趕緊指令有關部門給他裝上。1974年周恩來四屆人大組閣，曾點名要他進京任科教文衛組組長，相當於今天的文化部長，張春橋不放，拿于會泳頂替，後者「懷仁堂事變」後自盡，可謂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會常委，1976年被揭發有「巴黎公社言論」，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獄外就醫，門開處，迎頭撞見陳伯達，遂知陳為隔壁鄰居。刑滿釋放回復旦，發200元生活費，不恢復公職。當時說定即此封頂，再不增加，十幾年內物價翻幾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為止，生活費不足千元。他出獄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見，緣慳一面。又過十一二年，他關注我發表的一些東西，托人帶話，問願不願見？這才有了機會。記得是個大熱天，他穿磨薄了的老頭衫，手執蒲扇，滿頭白髮不顯老，眉宇間隱隱有大氣，確實是前輩，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輩。
此後冬來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詢問。林立衡一行來上海，我請老先生出來聚餐，戲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讓你們兩個冤家見見面？」賓主盡歡，眾白頭共話天寶當年。當時在四平路，離空四軍軍部不遠，老先生憶舊說「文革」中他有一個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姓李，不關心革命化卻鼓吹現代化，江湖上薄有名聲，林立果聞言，就在空四軍軍部召見。聽一番現代化宏論，「太子」大悅，傳令特招，納入麾下。軍裝剛上身，「9·13」事發，那人剝下軍裝進隔離室，此後銷聲匿跡。宋德金先生196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曾調入毛家灣任秘書，「9·13」後隔離清查10年，出來後曾任《歷史研究》主編，那時已退休，隨行來滬。聞老先生此言，補白曰：他召入毛家灣只是讀文件，林寡言少語，深淺莫測。他與林面談時間最長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準備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專題匯報大國如何現代化。我聞宋氏言遂有補白之補白：30年後今天，南京大學英國史專家入中南海講史，給第四代領導人講的也是這個題目，《人民日報》剛發新聞，頭條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