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園」，昔日禁苑今已開放為營業性餐館，門庭若市。老先生30年後重遊，自有一番感慨：劉亞樓死在哪一棟樓；戴厚英如何獲「小鋼炮」外號；秀才加班，夜餐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來來滬傳達毛澤東與田中角榮談話，突然說要請客，在座者每人發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賢也在，兩人相互補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說，大約1974年前後，毛澤東想讀庾信《枯樹賦》，傳諭「丁學雷」點校呈送。他在這棟樓內加班加點，點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覺毛內心蒼涼，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賢說，「9·13」事件後，張春橋在上海試行「破資產階級法權」，徐讓市革會財政組拿出方案，發現此事經濟上行不得：幹部人數、生活待遇相比進城之初的供給制，已經發展出汽車、洋房、司機、保姆等一大攤，如欲恢復供給制，財政負擔將比薪給制高出數倍，不堪重負。遂悄然擱置。徐最後一次進京見張，後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時候我坐在這裏看文件，一整天只說6個字，早晨服務員送來早餐，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3句話、6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
我曾不止一次問老先生對「文革」看法是否有改變、怎麼改變。他是史學家，又為海瑞罷官、巴黎公社「歷史問題」入獄，倘有兜頭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徹大悟。第三次問，他正回憶「文革」中「巴黎公社」來龍去脈，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劃：「一條是西洋進來的意識形態，一條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兩條線一條都不能少，交叉處，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後，也能問一些比較敏感的個人問題，比如為什麼會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歷史觀不喜歡巴黎公社，也不贊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還是敬重他當時敢言之勇氣。不料他回顧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對我不薄呵！」這句話再次讓我震驚，原來士為知己者死，這就不是1948年入黨的共產黨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國古士人。難怪他到我seminar給研究生講秦漢制度，攜一藍布包袱入，坐定後一層一層揭開，最里一層才是講義，學生問「文革」起源，他要從殷周講起。一研究生事後驚嘆：「這是活在當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風！」
我們這一代啟蒙讀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內部書籍，世稱「灰皮書」，還有一些雜誌，如《學習與批判》，如《摘譯》（分自然科學版、社會科學版）。後來知道這些出版物皆為他主持，「文革」前編印的《數理化自學叢書》12本，那時也開始重印，周恩來在京聞訊，曾讓秘書打電話請上海郵寄。知道這些情況後，我問他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怎麼會想到出版這些東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時有指示，說要『反對形而上學猖獗』，通過張、姚佈置到我這裏，指示不能違。我自己確實也想出一點有文化有知識的書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麼多中學生在鄉下，1000多萬人無書可讀，怎麼得了？」後一番話觸動我心底，回家與妻子說：「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結善果，側面播下的讀書種子卻在我們這一代發芽。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記他的，這是他的收穫。」妻子當年也讀那些書，勸我將這層意思向老先生點破，也好讓他有個安慰。不料他聽了以後無所動，似乎無啥稀奇。
他是無錫大戶人家出身，半個世紀前在復旦讀書就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並不在意這些。1976年巨變，下獄前開除黨籍公職，母親卻在同一年落實政策，得一筆退款，寫信問需要什麼，他回信說：「裏面有點冷，送一套棉毛衫褲，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為革命治史，或為偉大領袖點校詩賦，無暇細讀二十四史，這一次有的是時間了，卻無力購置。於是「剝削階級」母親出手，用「落實政策」退回的「人民幣」，給「革命逆子」購置「二十四史」，向鐵窗內郵寄。二十四史太沉，從上海提籃橋轉獄去秦城，獄卒搬書發有怨嗔：「你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書，還是書！」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進提籃橋，復旦中文系老教授賈植芳因胡風一案平反出獄，一進一出，居然是同一間牢房，賈先生特意關照他所熟悉的獄卒，要善待這位剛進去的獄友。這些事發生在1976年，可與《基督山恩仇記》開頭媲美，一起一伏，一進一出，顛撲如戲。我歷來認為本國上世紀史最為生動，且將那些真人真事如實道來，毋庸虛構，即可把19世紀巴黎文人那一點小說濫情比下去。他聽後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維細胞都已經歷史化，不給文學留下空間。
他的人性柔情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見的。天熱，他門前有一棵樹，他坐樹下翻閱書報，一方凳，一竹椅，一壺水，一副老光眼鏡。樹影搖曳，有三五隻野貓來腳下尋食，他竟有耐心起身餵食，口中還喃喃有語。我看那盆貓食，是煮熟的，可見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這群老朋友來見。冬天去，野貓不見了，陋室內堆滿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結構，門窗皆漏風。室內只有兩張老式的學生床，下一層留出床沿當座位，上一層書摞書，搖搖欲墜。主客對坐，也是隔一張學生桌，青燈黃卷，冷風嗖嗖。我扛不住凍，大衣不能脫，他穿棉褲棉鞋，也不說冷，數着剛完稿的古籍點校本，露出滿意的笑容：「這是《淮南子》，60萬字，那是《唐六典》，100萬字，還有20萬字長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時好多了！」他說的「那時」，是指丁香花園學雷鋒，為領袖點校大字本；還是秦城鐵屋為自己讀二十四史，一讀14年，終於讀出歷史深處的滋味？
前年他心臟動手術，醫療費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請他來seminar給研究生講講他的史學，滿肚子學問還有閱歷，不說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開列講課費，略盡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絕，怕給我惹是非。這一次他終於同意了，我們父子倆很高興地去接。路過1976年他初次被關押的軍營，我讓兒子等一等，陪他從圍牆邊踱過去懷古。隔一條小河，他辨認出那間房子，笑微微地說：「不就是那排灰營房嗎？沒變，沒變。當時從虹橋機場押進這個大院，他們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認出來了，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團部！每逢『八一』，我要領隊來慰問，熟門熟路。上海我是第一個關進去的，編號為01。」說完用食指在空中畫圈，圈裏畫「1」。
原來又轉出一層歷史，凡有歷史處，總要戛然而止。預定講一個學期，結果只講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處痕跡：那次講完秦漢古制，學生領來講課費，我簽字，也須請老先生簽字，他卻為我顧慮起來：「簽名恐有不宜，會給你留下麻煩的。」我說也是，你也不在乎筆名多少，剛才提到那個「01」就不錯，新開一個吧？老先生展顏一笑，大筆寫意，就簽兩個字：——「凌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