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這對正在為怎麼將前兩年殺向社會的紅衛兵小將收攏回學校而傷透腦筋的各級行政當局，無疑是一劑救命的強心針。於是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的高潮。
地處江漢平原的武漢市一向出牌不按常理。別的城市一般都是「下二留一」或「下三留一」而且「獨生子女暫緩或不下放」，可是武漢市不搞這些政策。但凡66、67、68屆高初中畢業生，不管你幾個兄弟姊妹還是獨生子女統統下放沒得商量。
（一）
我一年前剛剛從師訓班畢業分配到武漢13中，我是65屆高中畢業生其實本應是66屆畢業生。在讀小學五年級時，正好趕上教育局在我讀書的小學搞五年一貫制的試點。於是我和我的同學也就提前了一年小學畢業，多年後我就和「上山下鄉」擦肩而過。人生旅途上一個不起眼的小岔道往往會導向迥然不同的人生際遇！
可是我的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他們都屬於「老三屆」，分別下放到湖北省洪湖縣、鍾祥縣、隨縣，他們都在農村呆了5年左右（在武漢市是較少見的）、並且最後都剩孤身一人。他們回城的路充滿了艱辛與無奈。暫按下不表。
我所教的69屆學生要畢業了，下放的目的地是隨縣。我和同事龐老師的兩個班分到隨縣唐鎮沙子公社，其它的班分到大橋公社和魯城公社。被分到沙子公社的學生又哭又鬧，在他們心目中「沙子」好像是荒漠的不毛之地。而「大橋」和「魯城」似乎更靠城市的譜。
話說我和眾同事送下放學生到達唐鎮已是下午時分。各公社來接學生的人員早已等在這裏，一陣忙亂後各公社人員帶着學生走了。我和龐老師是第一次帶隊送下放學生，想到對學生負責到底。於是也隨着大隊人馬一起前往沙子公社。送大橋、魯城的其他幾位老師都有這方面的「業務」經驗，他們讓公社人員帶走學生後便自顧自幾人到鎮上餐館吃晚飯去了。
我們兩位果然遇到一連串的麻煩事：沙子公社大部分生產隊顯然沒有作好「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有的知青的家被安排在四面透風的倉庫、有的被安排在農民家的廚房後面隔出的一間小房、有的根本沒地方只得臨時分散住在農民家中，這些剛剛脫離父母溫暖懷抱的中學生哪裏見過這種場面，他們哭喪着臉盼望老師替他們作主，甚至要求和老師一起回武漢。我們一方面安撫學生，另一方面與生產隊交涉。一個隊還沒解決，另一個隊問題又來了。
公社「知青辦」負責人好容易找到一個準備得比較好的樣板隊帶着我們以及學生來到那個村子。那個知青點的房屋雖也是倉庫改造的，但看得出來的確是用過心的。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廚房裏鍋碗瓢盆一應俱全，堂屋裏桌椅柜子擺放整齊。進到臥室一看，不禁讓人哭笑不得。屋裏靠窗戶一個大炕足足可以睡近十人，其中間砌了一個二尺高的隔牆。生產隊長指着炕說：「男女生各睡一邊，可以互相照顧。」龐老師很嚴肅地說：「這怎麼行？他們可是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不是幼兒園的小朋友啊！」
我和龐老師直到晚上九點鐘拖着疲憊的步子，帶一大堆沒有解決的問題回到鎮上招待所，其他幾位沒有送學生下生產隊的老師正在談天。我好奇地問他們：「你們怎麼沒有送學生下去？難道你們學生去的生產隊沒有問題？」其中一位李老師說：「誰說沒有問題，說不定比你們『沙子』問題還大一些呢。」他望着迷惑不解的我們接着說，「從大方面的說起，今天是這些學生農村生活的第一天；人生道路的新的轉折點，什麼家庭、父母、學校和老師都已成為昨天的回憶。
從小的方面說起，根據我們前幾次的經驗，學生第一天到生產隊，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盡如人意需要解決。所以無論怎麼說，我們今天都不適宜跟着去，去了，學生和生產隊的矛盾只會集中到我們身上。你就是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解決不了。」我急忙問：「那怎麼辦呢？」「還有明天、後天啊！經過今天一個晚上的時間沉澱，無論是學生還是生產隊的人其潛意識都認識到雙方已經是命運共同體了，在這個大前提下，明天我們再下去，問題就好解決多了。」
（二）
勤蓀妹是武漢市20中的68屆畢業生，於1969年1月下放到洪湖縣朱市公社。這裏是江漢平原的「魚米之鄉」。經過幾年的勞動鍛煉，插秧、割谷、挑糞、鋤草，一些基本農活雖說不甚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樣了。到了年底分紅，除去口糧還能分到十幾塊錢。
正當勤蓀妹和她的同學準備繼續大干快上，掙更多的工分，賺更多的口糧和錢。1971年夏天武漢市的工廠企業來洪湖縣招工。家鄉溫暖的風攪動着青年的心，特別是在那個城鄉、工農存在巨大差別的年代。誰說「拼爹」僅僅是現在這個時代的獨特產物？如果說現在「拼爹」拼的是爹的權勢和金錢，那麼上世紀五零至七零年代拼的是爹的「階級成分」。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階級歧視下，勤蓀妹招工的願望一次次落空，她送走一個又一個上調回城的同學。整個生產大隊就剩她一個知青了。她困惑、迷茫、乃至失望、絕望。生產隊長對人說的一段話傳到她耳里：「小邵走不了是因為家庭成分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