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公社大院，看見一位五十多歲幹部模樣的人，我連忙迎上前恭敬地問：「請問公社『知青辦』在哪裏？」他很嚴肅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說：「有什麼事？」我指着傑弟說：「他是知識青年，來辦『病轉』的。」「你是他什麼人？」，我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張紙說：「我是他的哥哥，這是我的介紹信。」幹部打開一看：「茲有我校教師邵學新前來你處辦理其弟邵學傑的『病轉』事宜。特此證明。」下面落款：武漢市第十三中學革委會，再加上一個鮮紅的公章。
幹部的臉色馬上由陰轉晴，「啊，是省城來的老師，請你等一下。」他轉過身喊道：「小李，拿去蓋個章。」接着他的臉色又由晴轉陰：「『猩猩』，你來幹什麼？還不回隊抓革命促生產。」「他們不認識路，是我帶他們來的。這就回隊促生產。」『猩猩』堆起滿臉的笑容說。
走出公社大院，我對「猩猩」表示歉意：「對不起，『猩猩』，今天又害你挨霉了。」「不要緊，我在這裏是有名的『壞人』，他們巴不得我早一點滾蛋。只是像學傑這樣的老實人，幸虧有你做哥哥的來幫他辦，不然真不好過這些關。」
三個人又馬不停蹄地來到一街之隔的區「知青辦」。接待者姓王，他倒沒什麼刁難，接過傑弟的病情證明和申請報告，打了個收條。我問道：「請問，接下來的程序應怎麼走？」「再沒你們的事了，回去等病轉回城的通知吧。」「要等多久呢？」「那就不好說，快的兩三個月，慢的也要半年。」
我深知「病轉」過程最關鍵的一環是縣「知青辦」，它可以以任何一個理由把材料打回去，它也可把材料一壓數月，當然它也可「特事特辦」把材料第一時間寄到武漢市。此時有勁也沒法使。於是一行人便打道回府。
（六）
自從被「揪」出來後，父親就被發配到造紙廠最累最髒最苦的切斷車間跟班勞動，他和「走資派」前廠黨委書記老鄭分在一個小組，一年下來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老邵，你不就是一個一般歷史問題嗎？沒什麼，以前審干有結論。搞運動這一套我最清楚，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孩子們都還年輕，吃點苦，受點磨難。沒什麼！你們知識分子太婆婆媽媽了。天無絕人之路嘛。」
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兩人聊天中，父親聽到老鄭無意說到有一位老部下叫王聲環，是鍾祥縣的縣長，當然現在也「靠邊站」了。有了這樣一個有價值的線索，我們父子倆合計了一下，決定我再去鍾祥縣一趟。
帶着鄭書記寫給王聲環縣長的便條，我又一次上路了。這時正是陰曆臘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
為了不走冤枉路，我還是先去胡集，落實一下「病轉材料」從區里寄出沒有。臘月的胡集，天寒地凍，市面一片蕭條。下午兩點火車剛停穩，我就跳下車直奔區「知青辦」。得知傑弟的材料已轉到縣裏，我心中一喜。按既定計劃下一步去城關。
從胡集去城關每天有兩班車，但是這裏離汽車站還有二十多里路得步行。「走，即使趕不到今天的末班車，到車站睡一晚上也可趕明天的早班車。」我於是想。
走出鎮子，放眼望去，寒冬下的田野一片白茫茫。視線之內，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路面上的土疙瘩凍得象鐵一樣硬，硌着腳生疼。只有一陣陣穿透到骨髓的凜風。像針一樣刺着耳朵刺着鼻頭刺着臉頰。我連忙將羊毛圍巾從頭帶耳朵到下巴嚴嚴實實包得緊緊的，走着走着，身體漸漸熱乎起來……
終於在天色暗下來時走到汽車站，末班車早已開走了。旅館也只剩下0.5元一晚的統倉式的床鋪。
我囫圇一覺醒來，天已大明。隨便用冷水洗漱了一下，登上去城關的班車。中午時分便到達鍾祥城關。
王聲環接過鄭書記的便條，略問了一下鄭的情況（因為都知道對方目前的處境大致相似）。便命其妻錢阿姨帶我去「知青辦」找人。錢阿姨是一位面容和善、體態可人的中年婦女，她和我邊走邊聊，不一會就來到縣「知青辦」。
「周主任，又來打擾你了。」坐在裏屋的一位男子抬頭笑着應答：「縣長夫人，有何貴幹？」，「莫開玩笑，還靠邊站着，沒『解放』呢！」，「快了，快了。是辦『病轉』的吧？」，「這是王聲環的老上級的一個孩子，請你查查。」，周主任問清情況後，翻了翻桌上的卷宗，「在這裏，『胡集區，邵學傑』，已經審批了。準備過年後材料寄到武漢市。」錢阿姨笑了笑說：「過年前寄不行嗎？」，「過年前那一批，昨天剛寄走。」「還有一個多禮拜過年，你們就幫忙把他的材料寄去吧。」，「好吧好吧，破一回例。」
過年過後，陽春三月時節，傑弟的戶口終於轉回武漢市。
（七）
1973年來到了，父親終於得到「解放」，正如鄭書記所料，他的問題還是維持原來的結論。他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廠基建科負責全廠的房屋建設、維修。他下決心好好發揮自己的業務專長，從而使么兒子早日「抽」上來。可是，此時他的生命也進入倒計時了。
近十年來的精神鬱悶，切斷車間的高強度勞動和高污染環境，再加上長期的營養不良使得年輕時就患有肺病的他又患上了肺氣腫進而發展為肺心病。在一次感冒中致使肺部感染進而心肺衰竭，永遠閉上了他的眼睛。
我永遠記住了這一天：1974年5月21日。我還記起父親在數月前好像有預感地說過一句話：「我不想死，我還想看。」他想看到這個「革命」到底怎樣收場，他想看到受他問題連累的么兒子早日回到自己的身邊。
（八）
武漢市大規模的招工早已成為明日黃花，看樣子熙弟還得走哥哥姐姐的老路，可是「病轉」的條件現在也變得更加苛刻，除了病情的嚴重度的標準提高了，還要求病情證明必須由縣人民醫院出具（也就是武漢的醫院的醫生證明不行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和熙弟拿着明忠叔的信找到隨縣人民醫院的陳少弼醫生家，「啊，邵明忠，是我的老師，你們有什麼事？」，我也不繞彎說明來意。陳醫生爽快地答應：「可以。」
兄弟倆拿着陳醫生開的「病情證明」來到醫院辦公室蓋章。一條長龍從屋裏排到走廊，不到半個鐘頭我們排到跟前，前面一位也是一個知青，他遞上「病情證明」。
「你是哪個單位的？幹什麼工作？」
「魯城公社的，我是知識青年，辦『病轉』。」
「你的公社衛生院的病情證明和病歷呢？」
「沒有。」
「那不能蓋章，回去先到衛生院看病，醫生根據病情開證明，再把兩個病情證明一起拿來。」
望着這位知青悻悻離去，我不禁兔死狐悲、後背冒出陣陣冷汗、腦子一片空白。我們哪裏有什麼公社衛生院的病情證明？就是手中的縣人民醫院的病情證明都是搬了不知多大的面子才拿到啊。
「下一個。」
我機械地伸出手將證明遞過去。還是同樣那句話。
「哪個單位？幹什麼工作？」
「隨縣帆布廠，翻沙工。身體有病，想換工種。」
熙弟機關槍式的回答使對方不知所措，他狐疑地看着兄弟倆問道：
「你們倆究竟哪個是邵學熙？」
「是我，他是我哥哥，陪我來看病的。」
看着熙弟穿着一身父親在切斷車間時的邋遢的工作服，他半信半疑、極不情願地在病情證明蓋了個章。
出來後我才發現內衣都濕透了，我連忙問他假如對方要帆布廠的工作證怎麼辦？
「那就完蛋了，我當時也是急中生智。賭一把唄。」熙弟於是說。哥倆仔細一琢磨：帆布廠哪有什麼翻沙車間？純屬扯淡。兩人就一個念頭：快撤。
幾個月後，熙弟終於「病轉」成功，回到武漢市。
（九）
三姐弟艱難、另類的回城之路劃上一個句號。此時，武漢市不少「文革」中甚至「文革」前下放的知青都是用這個方法回城，開始他們的新的生活。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大事件。它無疑是後世的歷史學者研究的課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無疑是其子課題之一，而「知青病轉回城」更是其子課題的子課題之一。
在全國範圍內，武漢市的「知青病轉」搞得較早，大概在1972年左右它所在的湖北省出台了一個文件，其大意是：對於患有嚴重疾病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可以回城治療並將其戶口轉回原戶籍所在地，待其疾病治癒後再返回農村繼續抓革命促生產。顯然這個文件的精神是有點逆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潮流而動。所以文件的最後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並且還有配套措施：所有病轉回城的知青的糧食關係都是臨時的，每三個月到各區糧食局領一次糧票。這也是政策制定者的高明之處。後來在這些人的招工問題上也充滿了歧視性：只能進集體所有制單位，不能進全民所有制單位。
這個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麼？在制定過程中有無阻力？其中各個疾病的標準是怎麼制定的？後來又如何把標準提高了？當時在湖北省有多少知青受惠？又有多少知青在疾病治癒後回到農村？等等，都是這個課題必須回答的問題。不管怎麼說，後來現實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政策是有其前瞻性和進步性。此話怎麼說？
1978年全國各地百萬知青上訪請願，甚至集體臥軌、絕食。要求回城的軒然大波，波及到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天津、重慶等大城市。造成極大的社會動盪。惟獨湖北省武漢市風平浪靜，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從1972年到1978年大規模招工後剩下的知青大多以「病轉」的形式陸續轉回城市並且陸續被安排了工作。也就是提前消化了這個矛盾。同時也減輕了上述城市後來又遇到的就業、住房、婚姻等社會壓力。
知青回城，一個永遠訴說不完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