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對兩兒一女因自己的歷史問題不能「抽上來」而感到深深愧疚自責。他也認識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其實並不是他的歷史問題。因為他的歷史問題在「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早已作了正式結論：一般歷史問題。自從毛澤東將「文化革命」定義為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單位像父親這樣的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最要命的是他在單位中參加了一個群眾組織。於是與其對立的另一個群眾組織就死死抓住他的歷史問題，千方百計地想搞垮父親所在的這個群眾組織。可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的兄弟姐妹就這樣以父親問題「懸而未決」，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招工回城的機會。
（三）
正當勤蓀妹為一次次招工上調落空而感到絕望時，大弟學傑遠在幾百里之外的鐘祥縣胡集公社的一個村子裏的一個知青破屋裏，坐在床沿邊發呆。半個月前他在田裏勞作時鋤頭不小心砍到腳，便一直在家休憩養傷，他不敢寫信告訴母親，因為母親為三個兒女在農村都不能上調已經操夠了心。和他一起下放的兩位同學，小萬一年前已經招到襄陽化工廠去了，小沈則是在幾個月前被招回武漢當小學老師。
傑弟的天資一點不亞於哥哥姐姐，他篤厚樸實、寡言少語。當年看到哥哥因父親問題而沒考上大學，他早已下定決心初中畢業後就考個技校，以後當個工人。可是現在連當工人都沒他的份。有一年過年回漢，參加同學聚會看到那些已經當上工人的同學有說有笑，連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農村幹了一年，年終分紅，除掉口糧，只分得人民幣2分錢，他回來對哥哥說，真想一死了之。
小弟學熙則是另一種情景，他是69屆畢業生，畢業時還沒到下放的「法定年齡」——16歲。所以他沒有隨同學一起下放。離開了學校的管束，他像一隻掙脫牢籠的小鳥自由飛翔在無政府主義的天空裏，所交的朋友非流即氓。他也天資聰明，撲克牌賭博的所有玩法一學就會。後來還結識了我的髮小、當時聞名於武漢博奕江湖的「蚊子」。他甚至學會裁（縫）衣服，有一次父親要他給自己做一條褲子。做好後一試穿，天啊！怎麼褲檔這麼低。原來熙弟是按他們年輕人當時時興的「考板褲」（「考板」即「cow boy」的譯音，即「牛仔褲」）的樣式做的。父親氣得把他大罵了一頓。
有一天父親在家靠在椅子上打盹，熙弟偷偷走進來摸走了父親掛在衣架上衣服口袋裏的幾塊錢，父親後來對我說：「他以為我睡着了，其實我都看到了。」他接着愛憐說：「他還不是流氓，只是有些流氓行為而已。但是你現在得趕快想辦法，讓他隨你們學校下放到隨縣去。這樣就可以斷絕他和那些狐朋狗友的交往。」熙弟很快被我隨13中下放學生送到隨縣大橋公社。離開父兄的視線，熙弟更是在廣闊天地里信馬由韁，為所欲為。這是父親與我當初所料不及的。當然後來嚴峻的農村生活與殘酷的「選擇法則」讓熙弟也一天天地成熟起來。
（四）
看到別人的孩子一個個回到城裏當工人，母親心如刀割。她每個月從不多的開銷中拿出15元分別寄給三個兒女各人5元，聊補無米之炊。一位鄰居安慰她說：「邵媽媽，你說心裏有三個『砣子』，可你還有老大和么女在跟前，你看我還不如你，四個孩子全沒抽回來。」
時間像流水，再多的絕望、痛苦也會被慢慢沖淡。大隊將勤蓀妹安排到小學教書，又有幾位沙市下放的女生住進她的宿舍。這樣她白天同黎洪祿等幾位回鄉知青一起教書上課，晚上和沙市女生作伴。生活倒也十分充實。
這天，外號叫「經理」的同學興高采烈地來了，她說：「邵，我辦了『病轉』，戶口馬上轉回武漢市。」勤蓀妹沒明白怎麼回事，連忙問：「什麼叫『病轉』？」「經理」於是向她解釋道：「省里前不久出台了一個政策，大概的精神是：有嚴重疾病的下放學生可以回城治療而且戶口可以轉回城市。」「你有什麼嚴重疾病？」「我是高度近視啊，你不也是近視眼，我給你介紹一個醫生，開個病情證明，然後拿回來到大隊、公社、區、縣『知青辦』蓋章，然後材料轉到武漢市『知青辦』審批。保管你半年回武漢市。」「經理」快人快語將整個程序講完。有這種好事！勤蓀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時候，回城是知識青年的最高理想。
數月後，「經理」帶着她來到武漢市第二醫院找到眼科範醫生。「范主任，請您給我這個同學也開個病情證明吧。」「經理」懇切地說，范醫生將勤蓀妹的眼睛作了一個例行檢查便在「病情證明」上大筆一揮：「近視1500度，眼底黃斑病變。」
就在勤蓀妹辦「病轉」的這段日子裏，還發生了一件差一點改變她的人生命運的小插曲。
勤蓀妹在大隊小學的同事黎洪祿此時已經上調到縣革委會文教組工作，他在縣「知青辦」看到她的「病轉」材料。當然想幫她早一點「辦」回去。這一年的高等院校「工農兵大學生」招生也剛巧拉開序幕。武漢大學歷史系有一個「表現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標落到洪湖縣，而那幾個和勤蓀妹住在一起的沙市女學生中，有一位女生的舅舅正好在縣革委會當頭頭。他經常聽到其外甥女夸勤蓀妹不簡單，「怎麼不簡單？」他問，「我下放的大隊原來從武漢市下放十幾個學生，都上調走了，就剩她一個人。要換了我不瘋才怪！你看她，像沒事的。干起活來風風火火，要她到大隊小學教書教得有聲有色，晚上回來像大姐姐關心我們。」外甥女說。
答者隨意，問者有心。這位革委會的領導遂將勤蓀妹推薦作為「工農兵大學生」的人選之一。黎洪祿知道此事後，又是高興又是擔心：高興的是這次邵勤蓀總算有了出頭之日；擔心的是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還有體檢這一關，她的眼睛可能過不了這一關（他哪裏知道她的「病情」的真實情況）。到那時又錯過「病轉」材料寄回武漢市的那一趟，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馬月，再如果政策發生變化……於是黎洪祿自作主張，辦「病轉」，不上大學。
當勤蓀妹拿到回城的通知時，黎洪祿才將「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這段秘聞告訴她，她當然不好責怪好心的黎。只得長嘆一聲：「命里有的終須有，命里無的莫強求。」再一想，工農兵大學生，不去也罷。在階級出身如此森嚴壁壘的年代，在被斥為昔日「資產階級大染缸」而今朝又成為「無產階級禁地」的大學裏，學生們不是根紅苗壯的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就是革干、革軍的紅色後裔。像她這樣在招工中都屢戰屢敗的「黑五類」子女，就算是去了其處境也是可想而知。
（五）
篤厚的傑弟在鄉下依舊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本來話就不多，現在更沒有說話的對象了。他依舊盼望命運之神眷顧自己，有朝一日回城當工人。最近那條受傷的腿怎麼越來越不聽使喚了。
武漢市協和醫院的外科室里，醫師邵明忠拿着化驗單對堂侄學傑說：「你的『抗O』是800，按省里定的標準你的風濕性關節炎可以辦『病轉』。」明忠叔遂請另一位醫生給他開了一個病情證明。
我深知傑弟「病轉」一事辦起來，肯定比勤蓀妹要難得多。因為一來他沒有勤蓀妹有黎洪祿那樣背景的好朋友幫忙，二來辦「病轉」在農村這邊要過生產隊、大隊、公社、區和縣五道關，傑弟的公關能力太差。於是我決定親自出馬。
十月深秋，鍾祥縣胡集，大地一片蕭肅。我們兄弟倆和傑弟的同學「猩猩」踟躇在鄉間小道上，傑弟荷包里的「病轉申請」已經蓋了生產隊和大隊兩個章子，下面的目標是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