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圖中的「千萬不要忘記」這句話曾經是一部1964年出品的,以階級鬥爭為敘事背景的電影的名字。
用這句話作標題是為了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那場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今天正好就是那場內亂——「文化大革命」爆發60周年。

之所以強調「千萬不能忘記」這場內亂,這個沉重的歷史教訓,是因為這場內亂的爆發已過去60周年,結束也已過去50周年,有人已忘記了這一慘痛教訓。今天上午還有人在昨天發的《歷史雜記|「殉道先知」王申酉:「兩個凡是」下的慘痛冤案》下面留言:「人都沒了,寫這些有什麼用?」(見下面截圖)

老正對此回應道:「讓善良的人記住並防範悲劇重演,警告醜惡的人不要試圖繼續作惡!」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千萬不要忘記」呢?
一是要反覆講。對於「文革」的沉痛教訓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時刻警惕,防範回潮。
二是要繼續反思。要更加深入地反思,要用我們黨的關於若個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精神作為思想武器來全方位地反思。
資料備忘|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全文)
資料備忘|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全文)
三是要把反思成果落到實處。落到實處的根本就是要把反思成果納入法制軌道。
為此,在「文革」爆發60周年的今天,特作本期專輯。一是將過去發過的一篇關於反思的文章再次發佈,二是將以前發表的相關資料擇要列於下,以資參考。
這樣的宋彬彬們是不可救藥的人渣

宋彬彬走了,就在中秋節的前一天,2024年9月16日0點20分,作為女性,77歲的年紀不算大。
宋彬彬還有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宋要武。之所以如雷貫耳,是因為這個名字與偉大領袖密切相關;也因為這個名字與當年武鬥有脫不了的干係。
我當年就知道這個名字的來歷,也親眼目睹過這個名字所帶來的武鬥的惡果。但那會不知道這個宋彬彬還有個開國上將的父親,也不知道宋彬彬當時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領導人的身份,只是看着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偉大領袖戴紅袖章的照片感到特別羨慕。
1966年8月18日,偉大領袖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偉大領袖戴上「紅衛兵」的袖標。

偉大領袖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偉大領袖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偉大領袖說道:「要武嘛。」
這是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後,報紙上說的。那篇文章叫《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署名就是宋要武。

很多年後才知道,宋彬彬說那篇文章不是她寫的,但她收到過許多信,有的寫給「宋要武」,也有的寫給「宋彬彬」。她說,幾個月後,她真改了名,但不是「宋要武」,而是「宋岩」。
變成宋岩,我當時沒聽說,只有宋要武刻在記憶里。之所以記憶這麼深,是因為我家鄉縣城那所全國著名的中學有兩個紅衛兵組織,一個叫造反隊,一個叫八一八,造反隊全名是革命造反隊,八一八的全名有些含糊,好像叫八一八戰鬥兵團。我曾親眼目睹這兩個紅衛兵組織以及分別支持他們的兩伙人之間的武鬥景象。有些記憶已碎片化,如有一個是煤礦礦工戴着柳根鬥帽子,人手一根鎬把,坐着大解放進城參加武鬥的畫面,還有個是八一八到公安局大院和武裝部搶槍的畫面。因為那會只能跟在他們屁股後面看熱鬧。
不過,那時我們也沒閒着,也成立了一個叫「驅虎豹戰鬥兵團」的紅衛兵組織,參與了我們完小的奪權,其實也參與了武鬥,只是遠遠地看,不敢近前。有一個事現在想起來還後怕。我家有一把日本三八大蓋上的刺刀,帶鞘的。讓我們「驅虎豹戰鬥兵團」的頭兒知道了,非要跟我借,於是就偷偷借給了他。晚上我們一起去縣城燈光籃球場看武鬥,他就把刺刀插在衣袖裏。當時我生怕他會拿出來捅人,第二天就說啥給要回來了。
當時聽說的武鬥的事情就很多了,全國各地都有,有的地方甚至還動用了重武器,死了不少人。
全國各地大規模的武鬥是後來的事,在偉大領袖告訴宋彬彬「要武」之後,全國大中小學的校長老師,以及各級領導們就開始感受到「要武」的厲害。當然,那些地富反壞右們的日子更不好過了,我家附近剃頭棚有位一直給我剃頭的大個子剃頭師傅,就是那個時候跳井死的,說是歷史反革命。
1970年11月,我當兵去了呼和浩特。1972年秋天到中蒙邊境地區執行任務大約有二十多天。有意思的是,我們在阿巴嘎旗曾經接觸過不少牧區的北京知青,聊起來後,他們說宋要武也在阿巴嘎旗當知青,她是1969年去的,1972年春天就上了大學。後來知道,她上的是長春地質學院,我後來也到了長春,還常到地質宮廣場去玩,地質宮就是偽滿洲國當年沒完工的皇宮,後來成了地質學院的教學樓。
雖然從沒見過宋彬彬真人,也完全沒有任何交集,但細想似乎也有某種奇妙的聯繫。

再後來,聽說宋彬彬留學美國,然後移民美國。入籍美國了。不禁感慨,宋彬彬們「文革」時成了「宋要武」,是時代的弄潮兒;改革開放了,他們出國留學,還是時代的弄潮兒;新世紀之初,宋彬彬回國經商,還是走在時代的前面。宋彬彬們總是能夠抓住時代的機遇。
不過,後來又聽說2007年9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為北師大女附中)在慶祝建校90周年時,將宋彬彬評為90名「榮譽校友」之一,卻引起了社會爭議。
2014年,宋彬彬終於公開道歉。宋彬彬回到了北師大女附中,在母校跟當年的師生公開賠不是。她講:「這麼些年頭了,我老早就盼着能有這麼個賠不是的機會。」
有人不買她的賬了。當年被活活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公開放話:「在我妻子死亡的事兒真相清楚之前,絕對不接受她那假惺惺的道歉。」

宋彬彬後來又多次發聲,但每次都引來很多議論,有人說她「假道歉」。對此有人問她「為啥這麼幹」,她說:
在找尋真相跟反思自己的時候,我總算弄清楚啦,要是再接着悶着不吭聲,不光對歷史沒個交代,對自己也沒法交代。……我得開口,……哪怕又得面對靈魂的追問。
王先生拒絕接受道歉,……我理解他的憤怒。「文革」對人的傷害沒有底線,每個受害人及其家屬都會刻骨銘心。……我們今天做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思考為什麼悲劇會發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劇不再發生。

老正對此的看法是:不論怎樣說,宋彬彬的道歉都應該算是一種人性的自我救贖。她的救贖使她的心乾淨了許多。這對於她就夠了,宋彬彬晚年一直在中國度過。
但還有其他的「宋彬彬們,他們對此似乎還很「心安理得」。正如阿倫特針對納粹德國所說的:「正是這一犯罪的事實,被同盟國簡單地歸結為一個關於「集體罪行」的重大假設。這就是德國人深感窘迫的原因,每一個局外人在對過去的問題進行討論時都能感受到這一點。」他們認為那都是時代的錯,與他們無關。老正覺得,這樣的「宋彬彬」們是不可救藥的人渣,人渣是從不在意人性的救贖的。因為他們就是人渣,需要做的就是防範這樣的人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