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鎮壓告終，在本土恰好啟動了權貴專制（市場列寧主義）為特色的另一種新制度的建構，並且出現持續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政治、精神、社會、環境皆遭嚴重破壞，代價極為高昂。
第二、八九學運也徹底顛覆現代政治學的基本教條。學生請願靜坐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現「小偷罷偷」，全民道德空前純淨，一個民族出現她最神聖的瞬間，卻僅僅由於一個人，即鄧小平的拒絕，化為烏有；這個政權，連它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總書記，都拒絕鎮壓學運，但是結果卻是一場大屠殺。這些極端的不合理，是一個制度的意外昏厥，還是一個文明的內在本質？
第三、用坦克機槍對付這麼溫和的學生，與深謀遠慮、臥薪嘗膽的對付西方，在智力、謀算上完全不對稱，這也顛覆了常識；大屠殺之後，中共遵照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大開國門，向西方獻上廉價勞力和生態資源兩大「厚禮」，這樣臥薪嘗膽的韜晦，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學潮發生之初？學運明明沒有向中共要政權、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對話而已；
第四，邏輯荒謬，例如鄧小平用發展經濟來挽回屠殺導致的統治合法性缺失，然而這兩者是不能交換的，鄧小平就是農民觀念，只要讓中國人吃飽飯，再有點錢，這個政權就不會倒，這麼荒謬的「前現代」設計，居然大獲成功——中國經濟起飛、民間歲月靜好、中共手裏掌握兩個百萬億——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還是億萬人民勤勞苦幹，已經分不清楚，而所謂富裕，則是貧富崩裂，社會公正消失。
第五、鄧小平的「開放」，也誘惑西方打開「最惠國待遇」和「世界貿易」兩扇大門，而中國從不遵守協議和規定，不僅不給中國「廉價勞力」基本人權，也盜竊西方技術，兩廂佔便宜，鑄成世界第一經濟體，卻是一個「數碼列寧主義」，比毛澤東中國從蘇聯抄去的中央計劃經濟，大大升級一步。
在鄧小平設計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他的韜光養晦之下，歐美不是養禍遺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監控、數碼集權之下，民眾不是連韭菜都不如？
在經濟大幅增長了三十年之久，中產階級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經「紅薯換蒸饃」的農民，蝸居在大都市邊緣，不是再也回不了家鄉？
扛着上面六個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樣嗎？
這都是用「六四」換來的。
2、請教蘇曉康先生：原本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存在着兩種改變方式。一種是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種是漸進改良，過去也曾經有過告別革命的呼聲。六四34年過去，這兩股思潮現在是否出現消長或變化？（六四34年之後，中國是否又走到了革命前夜、呼喚辛亥革命的時刻？）
答：「六四」三十四年了，還要去談它的偉大意義、成敗得失嗎？因為當下中國面臨的，是一個更加緊迫、爆炸性，甚而尷尬的大問題：革命前景，也就是最近幾年民間一直在議論的「辛亥迷思」，說它迷思、尷尬，是因為自從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一直被「保守主義」思潮所壟斷，思想界瀰漫的一直是所謂「告別革命」，連大師級人物也不能置身其外，我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從八九年以來批判「激進主義」的余英時教授，在其晚年重新詮釋「辛亥革命」的意義，乃是在中文話語中被徹底忽略的一個重大現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餘溫不絕的「余英時熱」中，也絕少有人提及他這一晚年痛苦和大聲疾呼……
2011年秋，余先生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
但是中國政局出現的驚變，是這個政權第一次遇到的對手，不是陳勝吳廣，也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一個流亡富豪郭文貴，美國之音龔小夏的一次訪談在一個小時之際被掐斷，後來明鏡陳小平對他的專訪，在YouTube（油管）上，整個網站遭到 中共當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報道稱這是youTube的伺服器首次被黑客癱瘓。
國內自由化知識分子，皆稱郭文貴為「天神天兵天將」，殺傷中共體制前所未有，亦可見民間與體制力量對比之懸殊。
王軍濤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話：「精英要與痞子賽跑」，居然讓看到了一個「痞子」，也印證了他三十年前的預測，然而，這回卻是痞子讓精英五體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來，我當然不認為爆料可以爆跨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集權，然而，中國民間不可能期待「陳勝吳廣」是肯定的了，但是難道連「孫中山」也無可期待了嗎？
3、請教蘇曉康先生：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習近平當局極力抹滅六四記憶、清洗歷史、使出文革復辟的洗腦監控手段，六四要如何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與精神存在，繼續影響下一代？（繼續書寫、繼續發聲）
答：講一點回憶，2001-7-15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有一個文革討論會，聽眾提問之中，一個少年問：那會兒是誰在指揮紅衛兵？還有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侃侃而談：你們說得那麼具體幹嗎，怎麼沒有理論高度的分析？等我上去發言，我就說我才發現，你在敘述一件事時，已經無法穿越你的年齡的界線。五十年的歷史就已是斷層的，而並非一百年，再往前看，歷史斷層則更厲害。我們在談三十歲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了，是一樁在年齡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們不懂，已經無法描繪清楚細節的歷史事件是沒有理論可以提煉的，我還講，中國文革至今未能成為人類共同記憶（universal memory），如猶太人的Holocaust，原因很多，但等到這些暴虐細節被徹底遺忘乾淨之後，文革可能會以另外的解讀被重建起來，那是老毛就可以借屍還魂了。
中共不清算文革，也造成了他們的災難，因為鄧小平就是認為柴玲他們，是新一代的紅衛兵的出現，"文化大革命又要開始了，非要鎮壓不可"，這是六四大屠殺的一個根本原因，在鄧小平看來，這些學生一定要鎮壓，這是他的經驗，也是整個共產黨的"文革"經驗。誰要奪我的權？誰要反對我？那就是紅衛兵。這樣的一種看法在共產黨內是非常普遍，這是共產黨的一種報復心理，一種獨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沒有在人權、在人道的意義上得到清算的後果。所以習近平為了提升他的政權控制力度，就想倒退到文革，想學毛澤東。
八九以來，中共竭力封鎖歷史、抹殺記憶，使八九六四成為一個空白，所以後來的年輕人不知道天安門曾發生了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鄧小平是誰，當然更不知道趙紫陽、柴玲了。我注意到，猶太人拒絕遺忘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講故事，他們在最有效的空間，比如電影裏講大屠殺、集中營的故事，很容易就把它們變成普世記憶，跨越了"文化屏障"和國際的邊界，使得猶太人的經驗，變成普世的經驗；法國人也是如此，使非法語的讀者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的電影和書籍。
而"中國的經驗"，甚至不能在中文領域裏傳播，不能穿越台灣海峽，台灣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陸發生了什麼，繁體中文裏沒有關於簡體字裏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兩邊是隔絕的，就像那個海峽。
五、六四「真相」——從一本書說起
「閉關鎖國」不止是貿易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中共這個政權，至今害怕「歐風美雨」，連清末都不如，比如封堵「八九六四」真相，便是其一大宗，36年如故，然而你越封堵，民間越出么蛾子。
大概二十多年前了吧，從中國「輸出」一本《中國六四真相》到海外，幾位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夏偉、林培瑞，對該書的真實性做了仔細考證，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說，「經過好幾年，通過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個人在本書材料的真實性上感到滿意」，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在書尾更有長達十五頁的「真實性考量」，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也確認他們關於真實性的認證。
當時他們還發給我一份，想聽我的看法，我從語言上判斷，這些都是所謂「中共中央文件」，所以「張良」此人不外乎是個秘書型的人物，手頭有的是文件，據說他把兩千份文件刻錄到一張CD盤上帶到境外，此事件震撼的，不是那些文件有啥價值，而是中共體制的泄密問題，以及泄密者背景。其實《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也接觸過張良的：
『一九九八年夏天，經朋友介紹。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東酒店咖啡座會面。黎教授介紹說，一位暫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從大陸帶出二千份有關六四的內部文件，包括高層內幕。需要我們協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萬字的書以便公開發行。計劃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書。我欣然同意，並回答了香港版稅、市場等問題。黎教授幽默地說，他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他該「下地獄」了。最後我交幾本有關六四的開放雜誌給教授轉Ｘ先生。』
據聞，張良索要十萬美元，金鐘覺得不值，於是此書便到了黎安友的案頭，三位中國通極神速地英譯出來，當時便產生轟動效應，假如以中譯本先發表，絕無此效應。記得余英時教授告訴我，這本書的作者張良曾到他府上拜訪過，余先生對記者說，這些文件要編造也可以，但工程浩大，不是一兩個人能幹得了的。我則覺得工程倒也沒那麼大，主要是熟悉中南海運作內幕、細節，非外人所能奏效。黎安友教授的序寫得很好，他寫東西很有氣勢。
星期天（15日）把傅莉一人留在家裏，我去法拉盛參加關於張良那本書的討論會，在會上只待了不到兩個小時，中間休息時就往回趕，到三十四街火車站差五分鐘就有一班車，如此順利，德拉瓦去法拉盛一趟來回還要六個小時。
我進去時陳一咨正在講，居然大言不慚楊尚昆是什麼"有良知的"，我打斷他的話：
"什麼時候楊變成有良知的了？他可是六四罪魁禍首。"
"曉康，你不知道，我能逃出來，就是楊說了話。"
"那又怎麼樣嘛！這樣下去，鄧小平也會變成有良知的……。"
後來我發言，《多維》刊出如下：
『我覺得《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很有史料價值。研究共產現像，研究納粹現像，都發生非常大的問題，那就是史料不足。包括研究斯大林、希特拉等。我想，研究中共也有這個問題，而且中共比蘇聯、納粹做得更好，重要的材料都銷毀了。
我聽說索贊尼辛回俄國後，據說已經寫了七大卷還是四大卷俄國史的書。我們在紐約有個朋友，老批評人家，其實他根本不懂！
我們現在的人呢，太好分析，可沒有史料，有史料也不愛保存，尤其中國人，有一點史料就猛分析，沒史料也分析，特別愛分析。
我就非常感激史丹福大學的王友琴，她現在在芝加哥大學。每年夏天她都回大陸，一個人調查66年學生打老師這件事請，她就是想把史料留下。如果沒有她，這事我們搞不清。
那麼六四——張良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也好，目的也好，有什麼作用也好，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保存下來了。最好是他從中央檔案局裏直接搬出來的。
(何頻插話：事實上，我們出版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始材料比這多得多。)
我知道。我沒有別的判斷啊，我就判斷裏面一段。
書里有我在廣場上去勸學生講的一段講話。（突然起立）我的天呢，一字不差！（眾人笑）我一看，唉吆，我說我自己都忘了！我就當時在天安門廣場講了兩分鐘就走了！就是公安局拿錄音機錄下來後整理的嘛，一字不差！（眾人笑，有人插話：夥計，要相信黨嘛。)
張良這本書，不用挑他了，這裏肯定有色彩，有目的，也可能有不足，我們現在有這麼個東西，當然以後就比較容易。否則，當六四平反的時候，檔案已經沒有了。鄧小平、周恩來死前，都把他們的檔案給銷毀掉了！（重新坐下）
比如說，廬山會議，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那一次，彭德懷那句話，"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娘，我今天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這句話，那次談話就沒有記錄留下來，現在誰也不知道了。這是後來在彭德懷的檢查里找出來的。沒有史料，研究廬山會議歷史你怎麼研究？那關係到後來餓死幾千萬人！
去年有個英國學者，他認為納粹屠殺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就寫了一本書啊。當然西方自由，他可以隨便寫。所以現在研究納粹都有史料不足的問題。（陳一諮插話：南京大屠殺的爭議也是因為史料不足。)對呀，史料最重要，分析並不重要，你現在分析得挺高明，過一百年你再看，那都是垃圾！(眾人笑)史料它就是史料，再過一萬年，它也是史料！真的就是真的嘛。
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六、「六四」開槍令
中宣部製作一盤「六四光碟」，首次透露了下達『六四』鎮壓命令者是楊白冰，但也同時證實楊尚昆不主張武力鎮壓，對『楊家兄弟』的一打一保。
吳稼祥曾證實，四月份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後，領李鵬去見鄧小平的，就是楊尚昆。吳表示，這樣一位『在策劃或參與干一件不好的事時，事先就想好退路，想好如何讓自己脫離干係，並採取相應措施』的人，只有楊尚昆可以做到。『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就在收集一切可以到手的文件，並根據對自己的有利原則進行必要的修正，以便自己對歷史有個交代』。而且，根據中共中央檔案局或秘書局檔案處管理的嚴格程度，只能假設這些『天安門密件』是在入檔前流失。『那麼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在六四期間可以閱讀所有這些文件，並加以備份呢？特別是其中有的文件記錄的只有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個人的談話』，所以，『除了鄧家和楊家，無人有這樣的資格獲取這些文件』。根據吳的分析，如果是鄧家所為，『一定會公佈楊尚昆帶領李鵬等人於四月二十五日向鄧小平匯報的記錄，這是為鄧本人洗刷罪名的最好例證』，但是在《中國六四真相》裏，卻至今沒有看到『這份東西』。
鄧楊摩擦隱患，留下六四危機的突破口？
張良《六四真相》與蔣彥永上書，皆替楊家將粉飾，也是對現存體制構成威脅的唯一力量，所以人民的悲痛和抗爭是零，而黨內權爭才是政治動力，這是一個典型前現代社會。
鄧楊如何交惡，卻更令人感興趣，一如當年毛劉交惡、毛林交惡，乃是鬥爭的聚叢。我對陳小雅說，她的「四股勢力玩六四」說法至少在楊家將一端是準確的，楊尚昆此人是個巨奸，以謀略視為當然，而鄧只是想用資本主義救中共，卻不能應付區區街頭抗議，大開殺機。
要這個政權償還此血債，恐怕陪上老本都不夠，所以江澤民的思路須維持六四定性總體不變，而以「最後軍隊開進長安街與廣場時失控」，只問「軍隊」的一個錯誤，把屎盆子扣在楊白冰頭上，亦可撫慰「天安門母親」喪子之痛，此法乃黨犧牲解放軍而圖開脫，要看今日「黨指揮槍」還有多大效力了，但無疑又留下一個隱患。
中共黨軍交惡，源頭在這次天安門大屠殺，最近習近平與軍方摩擦，再現此惡疾，由此我們無法預測，中共垮台後是天下大亂，還是軍閥割據？
張良的東西，要拼湊不容易，上層特別是"八老"那些玩意兒，不是拼得出來的。
2013年4月，前蘇聯關於中共"六四"檔案解密文件顯示，"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
作者臉書2018-12-04
巴黎好友南希，率一英國電視製作團隊，來跟我訪談"六四"三十周年，我講三個主要看法，是我自己過去也很少談到的：
一、八九年的這場政治衝突，無論你怎麼界定它，都繞不過去它是一個整體的失敗，一個官民雙輸的結局；這個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的嚴重後果，因為三十年後中共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問題是，當初我們為什麼沒有避免這個最壞的結果？
二、六四屠殺，是鄧小平在胡耀邦追悼會的那一刻就決策了，因為追悼會之後他"失蹤"了十八天，很明顯跟六月初大規模野戰軍進攻首都的部署有關，說明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暴力鎮壓；諷刺的是，六月初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大量遞減，主要也是外地學生，從技術上講，完全沒有必要使用軍隊驅趕，據稱中共高層今日也意識到：天安門鎮壓得不償失，讓他們背負了不堪承受的歷史重荷。
三、八九學潮中，北京市民乃至全國民眾，奮勇上街，保衛、聲援、照料學生，是中國人善良的大展現，北京城裏民眾指揮交通、"小偷罷偷"，這是一個奇蹟，可能上百年也難出現一次，然而，它並不是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式的，所以任意揮霍民眾的善良，或者將其不適宜地利用於任何政治目標，都是不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