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壓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這樣做了。在四千人大會批判之前，徐志國已經在科學院的院內大會上做了兩次檢查，他在日記里寫到被迫服從：「我現在是先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然後再去找尋、拼湊，甚至創造些事實，顯然，這些事實愈是聳人聽聞，愈反動，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徹底、愈忠誠，我現在不是根據事實來給自己戴帽子了……」。26
結果，這段話依然被作為罪證，列於材料中這樣的標題下：「支持右派言論，反對反擊右派」。
三不存在的科學共同體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的網頁上，可以看到有關科學共同體及其社會責任的討論。科學共同體，包括科學家群體，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學精神的培養，負有社會責任。
回顧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會發言，我不禁要問，這個科學共同體在哪裏？
五位青年學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錄材料中連帶被點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後來被徹底逐出科學界；而批判他們的又是些什麼人？不儘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資深科學家參與其中，後者中有的人當時就是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還有一些人在「文革」後的科學復興中成為院士、「兩彈一星」的重要功臣，獲得國家重大科技進步獎項。
這些在反右後的政治運動中倖存下來的科學家，他們的專業成就已載入史冊。但這一時期他們對五位青年的討伐，也留下了讀來令人心情沉重的記錄。
會上發言者，有八人一組、五人一組的集體代表，也有不同專業和類別的個人。以個人名義發言者有陸祖蔭、陸學善、彭桓武、鄭國章、林蘭英、錢皋韻等三十七人。
陸祖蔭是核物理學家，時年31歲；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項志遴，說他與張家琨結成「項張聯盟」，「氣焰十分囂張，手段也極陰險。」27
1980年代北京市電子振興領導小組成員孫親仁，這時在物理所工作，他繼續揭露項志遴，說他面貌偽善，行動隱蔽。在蘇聯學習期間受到蘇共二十次黨代會的影響，接着波匈事件發生，他就徹底右轉，「放出一支支毒箭，從細小的具體問題到根本的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攻擊和誣衊。」28孫親仁揭發了項志遴的許多言行，如他在蘇聯留學時對斯大林肅反惡果感到震撼，回國後關心撫慰肅反中被鬥的人；又說他在所里幾次發言與其他右派分子結盟，這個「項張聯盟」形式上破產而余脈未斷。
磁學家陸學善，時年52歲；1955年被選聘為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委員，他批駁何犖所謂「不要黨領導科學的問題」，說何犖的說法跟章伯鈞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實質是要使科學工作陷於無政府狀態。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憶苦思甜，說解放後八年所取得的成績，「就是給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時年42歲，英國留學，在國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他參與創辦了科學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歷任研究員、副所長。他的發言不知是自己親筆寫的還是別人代筆，總之，引用了劉少奇的報告、于光遠的文章、周恩來的報告來說明黨的領導是科學發展的幸運，知識分子需要改造。這些內容多是重複，也很空洞，但提到所里的項志遴，他的輕蔑和反感就很明顯，意見也具體了。他揭發說，項志遴的哥哥（胡繩）姐姐「離他十萬八千里，對他思想沒什麼影響，」30他認為項志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這個舅父是沒落的反動漢奸。
像陸學善、彭桓武這樣的大科學家，還有在會上發言的其他歸國人員代表，他們不是受到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嗎？不是應該有獨立思考嗎？他們怎麼會加入到這場「獵巫」運動中來，怎至於用如此具有攻擊性的語言來對待年輕學者，敵視自己的同事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場批判的傷害性嗎？
我對自然科學家群體缺乏研究，僅據熊衛民等人對科學家的系列訪談錄來考察，我看到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一些高級科學家對黨的絕對信任和追隨，使他們放棄了獨立思考。
再則，從對政治運動的切身感受來說，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斷，不過，從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到批判胡風集團等，整體來說，對自然科學家的衝擊比對哲學社會科學家的衝擊相對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後回國的一些科學家，他們對這些運動的傷害性缺乏體驗，也不存懷疑。
有關衝擊相對小，這裏有一個例證，巴延年在接受熊衛民採訪時曾經談到。巴延年1953年從部隊轉業，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屬於管理層政治幹部。他說，在反胡風之後開展「肅反」，分院有人自殺了，上海市委叫停了運動，「說科學院不要在科學家當中搞學習『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不要在科學家當中搞『肅反』了。」31上海分院其實在內部還是搞了調查，但科學家們自己並不知道。最後由高教部科學部部長陳其五專⻔召集⾼級科研⼈員開會，宣佈分院不搞肅反運動，也不學習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談到反右之前的政治運動時說，毛澤東發起的那些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反對胡適唯心論等，既是學術批判運動，又是政治鬥爭；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論領域爭奪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學領域不是爭奪的對象，共產黨當時並不太想控制自然科學。李四光副院⻓曾對毛主席說，請共產黨派⼈來領導科學院。據說那時另⼀位負責同志回答說：『我們不懂，還是你們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國家制定了一些政策來提高知識分子待遇，這時，高級知識分子確實體會到了在新中國受到的重視和禮遇；很多人感恩黨和政府。「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提高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被寫進了指示里，該年6月16日，國務院通過改革工資的決定。改革後，科研人員，尤其是高級科學家工資收入明顯提高。1956年，一級研究員月工資達345元，而1955年僅218元；級別最低的研究實習員月工資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職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學部委員，每人還有100元津貼。相比之下，一位一級研究員兼學部委員者的工資等於十五位普通職工的工資。
再說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很多人在戰亂年代離開中國，他們認為那時國民黨政府腐敗，對回國後的事業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後，受到新中國政府的召喚，也因為愛國思鄉之情，渴望歸國參加建設。由於韓戰的爆發，美國政府從1951年底開始禁止理、工和醫科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留在美國的科技人才在就業和升職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當他們經過艱難的努力回到祖國，又進入到科學院的專業機構，內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為特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寬容度。前面已經說過，1954年以後回國的科學技術人員，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確提出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一般要採取『不排不鬥』的辦法」。這個區別對待，便使他們在反右運動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1957年，固體力學家黃茂光41歲；他1956年1月底回國，4月進了力學所。和其他三十個歸國人員一樣，職稱為副研究員。他在接受王德祿訪談時說到反右時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這種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說，反右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參加的頭一個運動，他們當時「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麼程度呢？「給別人開批判大會的時候，我們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反右中他們都沒有遇到麻煩，但他同時也知道，力學所內定的右派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