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打算過多地引用這些「右派言論」，以此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出這本書一讀。按照現代人Q的觀念，人人有權享有言論和表達Z由，這些Z由不應該受到干涉。同樣，民主社會要求執政黨接受監督，批評和監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方式。這些在今天都是常識，而不應該遺忘的是，在中科院參加鳴放的知識分子中間，那時就有這些常識。而反右恰恰是針對這樣的民主常識而施行的政治實踐，它要確立的是另一種權威，這種權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重讀這本書中按階級鬥爭的是非觀整理出來的「右派」言論，儘管那些觀點已經被掐頭去尾，並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訴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犖的批評轉引了最高領袖的話，他說，「秦秘書長在傳達毛主席報告中說：『知識分子不問政治，就剩下吃飯生孩子』。這還是不對的，知識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們有一套政治。」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在鳴放中知識分子積極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黨內外有牆，沒有充分機會，沒有充分可能讓知識分子去關心國家的事情。」15
何犖、項志遴等都對反胡風運動提出了批評。他們坦然承認，對胡風的許多話有共鳴。他們為胡風抗辯說，胡風不是反革命，「胡風集團的材料有80%是錯的」。何犖認為三反五反運動在科學院搞得太過火，老是搞運動，不作業務。關於肅反，何犖在小組會上說：「肅反運動中說5%是壞人，是教條主義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結果一無所獲。」16
項志遴的言論里也包括「攻擊肅反運動」，他的批評更尖銳。他認為，由於斯大林錯誤理論的指導，肅反擴大化：「肅反運動違反了法律，對人權有了侵犯，隨意鬥爭，關閉，隨意責罵。」17
當鳴放風向遽然轉為反右，項志遴和所內另一青年張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發出異聲。他們認為，所內的做法是「圍剿」，「人身攻擊」。項志遴並給兄長胡繩寫信，「罵『黨中央糊塗，這樣下去將有很多人不敢講話，還能敞開言路嗎？』」18
通過這些「右派言論」，我們也看到，在這所國家級的科學殿堂里，反右採取的手段與基層反右如出一轍，科學界本應具有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見，我將這些手段大體列舉如下：
一日記治罪
五青年中，徐志國最為年輕。「徐志國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從他的日記中收集得來的。被引用的內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遲自當年8月14日的日記。在會上發言的吳明瑜還提到：「從他五年來的日記可以看出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情感的強烈已達到何種程度」。19由此可見，組織上掌握的遠不只是徐志國鳴放前後的日記，而是他在大學期間和畢業以後的全部日記。附錄中沒有說明這些日記是怎麼得來的，但在反右期間，通過日記檢舉右派言論並非罕見。以徐志國的情況來看，日記是在反右進入到8月中旬以後曝光的。再看於家珊（科學院專家工作處）的發言，她說徐志國在反右批到他頭上時，「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記，用毛筆把最露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字眼塗了去，並把日記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為什麼又全部被追回？只有一個解釋，要麼是徐志國迫於壓力交出，要麼是他的舉動被跟蹤，日記被截獲。無論如何，他寫在日記里的心情獨白和記事，這時都成為致命的罪證。
徐志國右派言行的第一條是「利用整風，向党進攻」，可是，如今我們來看被列舉出的日記內容，那只不過是期待鳴放又有所猶豫的心情。他的鳴放意見，也僅僅涉及本單位的人和事。他顧慮着，周圍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鳴放後可能會遭到報復。所有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勵的記錄，都被放大、歪曲為「向党進攻」。徐志國熱愛文學，曾先後給文學所辦公室領導寫過五封信，希望調入。這本是與鳴放無關的個人事務，但都同樣被記錄為反D言論，連他的謙遜求教，也被抹黑為「笑裏藏刀」。
二禍從口出
這些言論是怎樣整理出來的呢？按照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政治運動一貫的做法，就是發動群眾檢舉。從孫親仁的批判發言可見，五青年中，項志遴並沒有貼出過一張大字報：「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華的大字報上加了一張豆腐干一樣大的小條子，他發的言論都是化整為零東一句、西一句」，但群眾發動起來後，「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猙獰面目。」21
附錄材料里的言行，不區分鳴放前後，也不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論，哪怕是早在1954年說的話，這時都被追查出來。言論場合包括而不限於：1.公開發言、大小字報、意見反駁、給報社的投稿、給領導的匯報等。2私下議論，包括前述日記，同事間的聊天，在家聽「美國之音」及其轉述，給友人的信，親兄弟間的書信和交談。3反右開始後的檢查、自辯、文字和情緒反應。4來自外單位的揭發或外調材料（如徐芻在之前任教的清華大學所寫大字報、他對自殺學生家長的走訪）等。
將一個人在家庭里的行為和言論來治罪，這只能說明，他們的親人也受到壓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芻的右派言行》裏，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講的話。還說他「潛入圖書館廁所」寫匿名的煽動性的反動標語，誰能做這種廁所書寫的見證人呢？實在匪夷所思。
三強迫認罪
與基層反右中發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學院反右雖未見出現肢體暴力，但強迫認罪帶來的精神折磨也從這個材料匯編中折射出來。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當一個人在公私場合的言論一一被揭發出來，歪曲為政治誹謗，他還怎麼可能泰然自處？附錄中可見，到8月15日，何犖已經做過三次檢討，依然被認為是不老實。批判會不僅要他自己認罪，還要他交代所謂小集團和反黨陰謀。材料中描述他「進行了全盤的反攻」，今天看來，就是針對這種強迫認罪的痛苦爆發。他說：
我覺得沒有辦法，檢查沒辦法，不檢查也沒有辦法，就是再檢查一千次，你們也不能希望交代出來反動集團和陰謀來！
如果同志們想要我談出驚人的東西，那麼我以後就不再作檢查了。22
從數學所潘一民的發言中可見徐芻的遭遇：
我們一共對徐芻的問題開過六次大會，另外還進行過各種形式的小會和多次的個別談話，同他展開說理鬥爭。
他對組織也使用了各種無恥的手法，有時是怒氣沖沖，裝瘋裝死，有時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饒。23
反右兩周後，徐志國如此寫道：「現實，就像是一條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結：「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話，那麼我的軀體留着也是沒用的。」「我不想對任何人訴說我心中的苦煩，甚至不願意讓它流露出來。」這明明是吐露內心的痛苦，卻同樣被歪曲為「向党進攻」。24
對被批判者的污名化延伸到各個方面，從政治態度到業餘愛好。項志遴曾經申請入黨，這被斥之為「企圖鑽進黨內來瓦解黨」。批判夏永年的發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學階段，說他對「玩弄女性、出入舞場、賭博等這些下流勾當感興趣」；欣賞爵士音樂、美國電影，這些都被歸咎為「留戀資本主義生活方式」。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