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持右派分子積極為之辯護」這個條目下，歐陽絳的「錯誤」表現如下：
物理所公佈了右派分子鮑誠光、劉治平的反動綱領「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準備進行討論批判後，歐對劉的論點「大部同意」，十分感「興趣」，積極鼓動群眾一起參加辯論會，在會議進行中並想用自己的發言「扭轉氣氛」，在會上發表的言論很多方面都是和劉治平的發言相呼應的。42
那麼，劉治平和鮑誠光是搞了一個什麼樣的「綱領性文件」呢？
鮑誠光和劉治平在北大物理系是同年級同學（1952級入學，同年級同學中包括與林昭同案的顧雁和梁炎武），1956年畢業後，兩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們也都是南方人，劉治平來自福建，鮑誠光來自廣東，此時職稱同為研究實習員，這個職稱相當於大學助教，也可以再報考研究生。但是從劉治平的右派言論輯錄中看，他的報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鳴放期間，鮑誠光不在北京，而在家鄉養病。他給所里的趙保恆（也是北大物理系52級同學）和劉治平等寫了下面這封信：
保恆、治平等朋友們：
很遺憾的是我沒能參加科學院的整風運動。
但我建議你們在科學院開闢一個以「一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為名的民主牆，我相信熱愛真理的人是願意並敢於支持它的，我將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當然我並不希望它是孤獨的發表，如果他們同意可以簽上名，不同意就把「們」划去，希望你們另外發表你們的。
鮑誠光寫的這一篇稿件，就是劉治平署名後與鮑誠光聯名發表的《一切為了Z由M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全文收入了《鮑誠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43
今天來讀這篇文章，讀者無法理解怎麼可以把這樣的表白看作反黨。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現了自己的立場：
我們感謝共產黨把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切齒痛恨人剝削人的制度，我們嚮往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並以之作為終生奮鬥的目標。
作者要闡明的主要觀點是：「我們所要建設的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從這個目標出發，他以官僚制度作為自由民主的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實現這樣的社會主義？那就必須要有限制一黨專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參與。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滿足人民知情權。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這種政治訴求的必要性，作者寫道：
由於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基本上是一黨Z政的，正是這種缺點，使得黨有更多的必要，（比資本主義）給人民以充分的輿論、出版、集會自由，以便使黨的政策經常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下，黨在制定政策方針時要先與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數人同意情況下，這樣的政策才是正確可行的，在政策執行的時候黨還要經常接受人民的意見及時修改。我們要求黨給予新聞以更多的自由（注二），報紙(起碼一部分）應該是人民的講壇而不能全是黨的佈告牌。我們希望黨把國家的經濟建設情況(除了具有軍事意義必須對敵人保密之外），經常告訴人民使它接受輿論的影響。
本着政治Z由和公民參與的權利，作者提出了三個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種生活物質資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問：這種缺乏和農民合作化有無關係，假如有關，黨準備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懷疑蘇聯對中國是「援助」還是「貿易」，要求黨把中蘇之間輸出的各種主要物質的總額告訴人民。（劉治平在這一條後面署名加註：「這點我不贊成」。）
最後是認為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不能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以及其品質惡劣，而應該從戰爭年代逐漸形成的獨裁制度來考慮，鮑誠光寫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產黨人的作風（注四注五)引起了我們巨大的憤怒，我們認為這種排除異己的恐怖行為並不是「他自己認為是為了無產階級利益」的，把斯大林在軍事、外交、農業等方面所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歸結為「個人崇拜」與斯大林個人品質的惡劣是不對的。應該說產生這樣一個斯大林是由於當時在鬥爭尖銳的（國內戰爭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客觀情況下逐漸形成的獨裁制度。在這種客觀存在的制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主觀的思想意識——個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個人不良的品質發展成為敢於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只有徹底消滅這種制度，這種與社會主義優越的經濟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鮑誠光能夠寫得如此尖銳，顯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並了解在批判斯大林問題上更激進的觀點。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引發社會主義陣營大論爭。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在1956年11月11日發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說，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發表專欄文章《鐵托同志在普拉發表的演說和各國共產黨的反應》，鐵托在演說中提出：「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1957年鳴放期間，在全國各地，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間，都有對斯大林的錯誤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討論。受到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鼓舞，鮑誠光在給劉治平、趙保恆等朋友們的信中建議：在科學院開闢「民Z牆」並徵集對這篇文章的簽名，而劉治平的簽名和將之公開，實現了這份文本的鳴放效應。
《鮑誠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中，除了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為自己申辯的信件和發言記錄；後一部分內容的時間跨度從反右開始後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鮑誠光多次在所內的辯論會上回應質疑，重申文章觀點，解釋為什麼應該從制度缺陷上找問題，何謂自由民主不夠廣泛。從下面這段話里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錯誤的一個思想來源，他在所內的辯論會上為自己的文章辯護說：
我說斯大林血腥統治是有根據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立亞蒂在他的文章中談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鎮壓」，「在道義上應受遣責」，「專橫」，「殘酷」，「官僚主義制度」，「迫害猶太人」等字句，並且蘇聯也認為陶立亞蒂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言論，同樣說了這些話，為什麼不說他反蘇，而說我反蘇？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見，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開的四千人大會已經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個多月，劉治平、鮑誠光的名字已經作為右派典型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也是發行全國的第一大報，被《人民日報》點名，其影響之廣大、後果之嚴重，不亞於被押上了國家級的輿論審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在第2版登出專欄文章：《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文章開頭說：「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四千多幹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鬥爭。右派分子紛紛被揭露，他們極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人員和科學刊物編輯人員。」
在這篇文章中被點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楊肇燫，說他還沒有認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個名字是科學出版社第二編輯室主任、九三學社社員黃宗甄。第三個名字是科學情報研究所編輯聶光坻，接下來就是物理所的劉治平和鮑誠光。文章還特別公開了劉治平父親鎮反中被處決的情況，並以此說明劉治平的右派言論帶有階級報復的性質：
物理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右派分子劉治平因為他的反革命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一直對共產黨抱仇視態度，說今天的社會「黑暗」。整風一開始，他貼出了第一張反動大字報，此後他又誣衊肅反運動，打擊肅反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誣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