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嵴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彷佛代表着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涉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繫着的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扶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分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並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從奼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着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裏﹐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分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操節﹐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着，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覆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着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諾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着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三、三百年活劇
文首起於「精明避禍」，然而文人各色各樣，也有不懂避禍、左得出奇的，一樣無從倖免，上節寫的「恥辱史」，其實也頗複雜，尤其具體到個人，而且是個明史專家，卻渾然不懂專制的殘酷。
我家剛搬進西齋的那天下午，親友就攛掇我們趕緊去看「皇帝上吊的樹」。出西齋往西一拐，一抹黃瓦紅牆圍繞的景山幾乎就在隔壁。從東側門進去，沒走幾步，那據說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東麓，遊人簇擁之處，便是此一名勝。我擠進人群，兀見一顆枯老的槐樹，由柵欄圍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幹上，慘然懸掛着一團鏽蝕的鐵鏈，像是有一個人被瑣在這裏示眾。「你們看這個——」，爸爸指了指柵欄上的一塊牌子：「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處」。
對我這個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好像就是崇禎在這裏被戴枷示眾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禎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鐵索的象徵，乃是整個四千年中國文明被釘在恥辱柱上，所以毛澤東「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句狂言，才會有無窮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