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瀚認為，那些默默地隱在大眾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惡的人，不該受苛責，尤其在那個總是被逼着作惡的時代，能做到這樣就已經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兒都是個惡習。」
有一位吳薇，看得更為複雜：
「一方面，回看過去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另一方面，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
錢楊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禍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觀，在尋常百姓眼裏顯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則反襯了中國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寬容」心態，以及社會人格的偏激、狹隘、泛道德化，這恰是當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社會氛圍。
「六四」屠殺後，國內對知識分子的高壓加劇了，民風從此無純良，「笑貧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無恥，賽著「不要臉」，大多數急着躲避，無人敢抗爭。這局面讓人想起魯迅當年，難怪他那麼激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傳統式微下中國文人的兩面性是：無恥與激憤，兩相激盪，對社會的影響全是負面的，問題恰好是，激憤治不了無恥，反而讓無恥獲得「受難感」，變本加利。激憤是把空間讓給無恥，使無恥大行其道。
楊絳的小說《洗澡》，堪稱刻畫中國知識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詩，不動聲色地再現文人在運動中尷尬、忍辱、掙扎、出賣、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蟄存贊之為「半部《紅樓》加半部《儒林》」。
二、讀書人恥辱史
「漏雨蒼苔」四字，移用當下中國文人之處境，也頗形象。如上所述，即便精明避禍，在戾氣深重的中國，也難倖存，何況不畏強權者？2020年7月6日，一群警察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分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於是我找出1995年9月於普林斯頓寫陳寅恪一文，貼上臉書，試與國內志士共勉。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並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着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裏，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裏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回車裏來守着﹐在那摩天樓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閒書﹐彷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裏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裏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着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