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主動或被動的愚蠢，都往往會產生一些伴生品——因為它的理想在於只關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會傾向於把其他所有的道德、榮譽乃至對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託給一個外物。於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這樣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溫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烏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對於俄羅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稱那樣，迅速的結束這場「特殊軍事行動」，俄為了這場戰爭將要付出的道德和經濟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實外界一直是有爭論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體煞有其事的分析說：俄羅斯領導人那是什麼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觸到的信息、基於這些信息作出的判斷，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斷一定是英明果斷的，睿智富有遠見的，是有一盤大棋在下的，你們就瞧好吧！
這種「俄版大棋論」在當時的中文輿論場上流傳甚廣，每個家族群里大約都有一兩個人在傳吧。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被這些論主瘋狂推崇的俄決策者，其實也壓根沒有什麼大棋在下、魯莽開局後到底該怎麼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團抓瞎。
所以我們可以說，那些盲目鼓吹個人崇拜、見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萬歲、原地高潮的人，其實都是「」愚蠢」的典範——因為他們自己愚蠢，並甘於停留在這種愚蠢中，只接受定製化的標語和口號。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嬰等待別人咀嚼過的食物一樣，他們渴求、呼喚一個能為他們生產這些口號和標語的人。
於是在人類歷史上，愚蠢總是和專制伴生的，如二戰前的德國一樣，一個在群聚後整體呈現出愚蠢文化的受眾，會「呼喚」出一個希特拉式的人物來統治他們，而希特拉上台後，為了方便自己的統治，又會有意加劇和強化德國人的愚蠢。1933年德國終結魏瑪共和國時代開啟納粹時代的「授權法案（德語：Ermächtigungsgesetz）」，全稱其實叫《消除人民與國家痛苦法》，當時全德國都沒有幾個人覺得（或者敢公開說）這個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國老百姓和希特拉可能都真的覺得政治這種事，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真的太痛苦了，是種折磨，有個元首來民眾「消除痛苦」，這不好嗎？
於是愚蠢就這樣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來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們為什麼會自我閹割，甘於愚蠢？或者說，愚蠢在人類的公共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傳染性？
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實驗」，它是心理學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國進行的，實驗者每次向大家出示兩張卡片，其中一張畫有標準線X，另一張畫有三條直線A、B、C。
X的長度明顯地與A、B、C三條直線中的一條等長。實驗者要求被試判斷X線與A、B、C三條線中哪一條線等長。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很顯然答案應該選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