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生物學領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數以萬計的相關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蘇聯科研人員在技術已經能夠看到DNA雙螺旋結構的情況下依然拒絕承認正確的孟德爾進化論思想，而堅持過時的「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原因僅僅是因為學術流氓李森科說服了斯大林同志，後者把孟德爾的進化論欽定為西方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書為蘇聯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行為是一種漠視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義的諂媚，但顯而易見，這種行為透出的最鮮明的氣息，就是愚蠢。一種視真相而不見、活脫脫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蘇聯的科學研究，在智力上當然無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層面，它透露一種比對手更愚蠢的氣質。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或曰一種道德選擇——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後依然選擇無視；在明明擁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時候依然選擇放棄的選擇。愚蠢的行為只是它最終的外化，道德上的殘缺方才是它的實質。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就在我們的身邊，你幾乎隨處可見朋霍費爾所謂的這種「愚蠢」的人，他們在智力上未必有什麼殘疾、甚至在許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計，但在言談和行為中就是透出這樣一種「蠢」氣。交往中、飯桌上，當你跟他們談起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些屠殺、迫害和人為的饑荒、災難，他們除了在極個別情況下之外，都顯得麻木而漠不關心——「即便你說的這些都是事實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說這些幹什麼？都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我不想聽。」
如果你進一步告訴她，歷史其實是現實的參照，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過的，如果我們沒有從歷史中獲得經驗與反思，人類已經犯過的錯誤還可能再犯，已經獲得的幸福生活也許會得而復失。他們會幹脆把耳朵堵上，覺得你說這些「大道理」煩透了，我就想過我的日子，小確幸。
然後你才會體會到，原來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什麼「精緻利己」，就是一種毫無遠見、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接着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這是波士頓大屠殺紀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說明了一場災難是怎樣對一個愚蠢的人「溫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殘疾。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愚蠢的人在拋棄了對他人的同情、與對公義的追求的同時，也將自己變成了徹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發生、愈演愈烈的風險，最終在這風險中覆滅。
朋霍費爾在寫作《論愚蠢》的時候，回憶了大量的他所接觸過的、在納粹時代生活的德國人，他發現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這些人也許受過很好的教育、從事科技含量極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們就是能對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拒絕警醒。
更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惡其實更難說服與戰勝，因為一個單純邪惡、能做成壞事的人，是並沒有放棄邏輯力、和對事物的認知的，邪惡只是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邏輯、和認知壁壘。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擊敗他的邏輯、把他從認知壁壘中拉出來，你還有希望能說服墮入邪惡的人，所以邪惡自身中就埋藏着毀滅自我的種子。
但愚蠢則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道德選擇，是對一些事實和道理的視而不見。所以你沒辦法和一個徹底的蠢人擺事實、講道理，因為他會對你所有的事實和道理都選擇蔑而視之。
「飯都吃不上了，還有心思操心那個？」「飯都吃飽了，還操心那個幹什麼？」——這兩句最常掛在許多國人最邊上話，形象的說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道德狀態。也顯然是古代帝制兩千多年愚民教育馴化最終得出的燦爛成果。它讓人像豬一樣只關心吃飽沒吃飽。
而我們說豬很蠢，其實不是在說豬智商低（實際上豬在所有常見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為豬只關心吃飯的問題，吃飽喝足它就無所用心了，在沒有挨最終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樣快樂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費爾認為愚蠢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上的愚蠢是弱智，認知能力弱，記憶力弱，沒辦法進行健全的思維。但是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一類人的智商並不低，可是你跟他們交往和談話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不是在跟一個具體的人在交談或者爭辯，而只是在跟一堆口號打交道。他們的頭腦被嚴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幾句類似於標語口號似的東西。
而他們就用這些標語口號來應對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的內心沒有接納這個世界，也沒有悉心認知這個世界的願望。之所以這樣，不是他們智力上有什麼問題，而是一種特殊社會機制，或者說是一種社會激勵體系，使得他逐漸放棄了有質感的語言和思想，讓頭腦變得一片荒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