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歿日。「只要天安門城樓上還掛着毛主席的畫像，咱們就是同一代人」，據說是崔健說的，說得真好；也許可以補充下面一句：「只要毛屍還躺在他的紀念堂里，天安門城樓上就還得掛着他的畫像」，中國還在「黨天下」就成一句廢話了；老毛駕崩四十九年，半個世紀了，「人亡政息」了嗎？因為中共的字典里沒有這四個字，然而一個政權想做得這一點，學問可大啦，莫斯科就沒有完全做到，平壤則做得比北京還厲害，這才會發生前幾日習普金三人並肩走向天安門城樓之際議論「永生術」，他們其實均擔憂「人亡政息」，才捉摸以獨裁者長壽取代之⋯⋯歷史的複雜又在，八十年代發生一場「鄧改革」，鄧小平否定「文革」但不「砍旗」，毛屍才待在華國鋒給他修的那座堂里安然無恙，可是「鄧改革」也引發學潮，又令「改革開放」夭折在一場屠殺中，我猜陳雲王震這類頑固派一定慶幸，學潮出了激進派才叫鄧小平殺心陡起，「這才是我們沒有『人亡政息』的秘訣」，一切所來雲山霧罩，讓我們慢慢梳理⋯⋯。】
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魯湘去謝選駿家聊天，聊至深夜時，魯湘忽然叫道："哎呀！今天不是毛澤東的忌日嗎？"三人頓時默然。
我瞥了一眼電視機，心想：今晚的《歷史上的今天》會說些什麼？可惜沒看。繼而又在心裏問自己：怎麼一點都沒記起這個非同尋常的日子？當年那麼強烈的刺激連同那個創痛巨深的歲月怎麼僅僅過了一輪就淡忘了呢？
一、中國人的凶年
十二年，正好一輪。中國人又遭遇上龍年。十二年前，隕石墜落，北方塌陷，天崩地裂，蒼龍死去，中國人仿佛恰恰在這大災大難中熬滿劫數，獲得了解脫。難道下一個劫數這麼快又來了嗎？
龍年，歷來被中國人視為凶年。這種觀念是出自《陰陽》、《五行》的天人感應之說呢，還是歸之於我們祖先幾千年的歷史總結？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屬龍，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尋一根紅繩子系在腰上以避災，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至少十二年前的那個龍年的多災多難，仿佛也是一個近乎宿命的"歷史經驗"。
於是，龍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國確乎是一上來就呈現出某種不祥的、躁動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經歷了一連串全國震驚的事件後，便有民謠傳出："飛機打滾，火車親嘴，輪船沉底，物價沒準"。上一年森林大火的灼痛還殘留在人們心中，重慶空難，江南瘟疫，物價飛漲等又一齊襲來，很快就把中國人意識深處的恐俱感誘發出來了，大伙兒都不約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據民間傳說，今年過年剛過不久的深夜，在關外某省城郊區的公路上，一個司機正匆匆驅車往家趕。忽然，車燈下照出公路上橫臥一條青蛇，他猛地剎車繞開。跑了一陣，又見橫臥一蛇，再繞開。此時公路上閃出兩個女子，攔住此車，自稱她倆便是兩蛇，為謝司機不軋之恩，特泄露天機於他：龍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掛鞭炮，即可餉災。不久，這座城市在某天夜間全城不約而同鞭炮齊鳴，翌日，眾人相見紛紛作揖道賀："過年好"。此舉隨即傳入關內，迅速風靡各地，蔓延許多城市。
農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裏，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聾，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聽方知龍年要過兩個，才能消災避難，而且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被一搶而空，皆稱吃了可以"平安逃離"（苹鵪桃梨）……
我至今記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來逝世的那個不祥的春天裏，中國人的臉上都蒙着一層陰霾，天氣仿佛一直也是陰沉沉的，全國到處流傳着可怕的讖諱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陸沉，旋即毛澤東駕崩。古老的天人感應竟是那樣靈驗，而民間似乎是預卜先知的恐慌反應，究竟是一種有規律可尋的社會——心理現象，還是真有某種神靈的預言呢？無論怎樣，"世紀末"心態在龍年兩度出現，讓我相信龍年的不祥或許是有道理的。
我們的《河殤》，便是在這不祥的氛圍中製作出來的。
二、轉型正義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發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發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裂，變成每一屆"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近似台灣做法。
那麼，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賬，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麼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衝動，反覆向中共發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發種種政治幻覺.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