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物。
六、"共業歷史觀"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凶，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逕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賬"，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
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分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分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