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八九衝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干，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里，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GNP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麼做得到？其後果由網絡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裏，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四、毛的「神主牌」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騷"的主角，而註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嘆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藉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裏，耶酥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裏，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着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五、沒有無辜者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私隱，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