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龔自珍和他的詩，大概都是因為這首熟悉的青詞。"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的這些名句也都傳誦不衰，不過人們想起這些詩句時並不一定聯想到龔自珍。
青年梁啓超說，19世紀末，當時代變革之際，嚮往新學的讀書人幾乎人人都經歷過一個崇拜龔自珍的時期，他自述在南國花城初讀龔自珍文集，"若受電然"。這種內心深處的強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後我初讀哈維爾文集的體驗。龔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對時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題時的舉重若輕，他的敏銳，他的風流灑脫的精神氣質，他隼鷹般銳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個時代花團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質上的糜爛、平庸和無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儘管歌聲里依然瀰漫着農業文明的氣息，這是他無法超脫的宿命。但他鄭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別"衰世"和"自改革"等至為重要的題目。如何告別？如何改革？他還來不及思考。
龔自珍慷慨論天下事，開一代風氣，隔代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等戊戌一代最優秀的人物，而且影響了更晚的蘇曼殊、柳亞子、魯迅等人。他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還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詩詞，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啟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舉國上下醉生夢死，又有幾個人像青年龔自珍那樣感受到大廈將傾的"衰世"氣息，有幾個人察覺了"將萎之花，慘於槁木"，那個時代，也許只有他的筆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句子："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於床"。
從龔自珍到蘇曼殊，承接他們前面納蘭容若的詞和黃仲則的詩，一樣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氣，一個龐大的專制王朝呼啦啦即將倒塌，所以，他們唱出的乃是末世的輓歌。1816年，龔自珍只有25歲，他的文章議論放在整個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卻足以光芒四射。康有為推許龔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輕的譚嗣同對龔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千年暗室，龔、魏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龔自珍有詩："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後50多年，果然發生了甲午之戰，泱泱大國被鄰邦小國擊敗，舉國震驚，由此引發維新變法的熱潮。
二
杭州是龔自珍的故鄉，他的先人隨宋室南渡，先到餘姚，再遷杭州，到他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雜詩》中有"家住錢塘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的詩句。龔家至少從6世祖起，世代為官，從他祖父、父親到他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鄉時他曾寫下"馬坡巷外立斜陽"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龔自珍紀念館"並不是他當年住過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倖存下來的一處清代舊宅。
馬坡巷離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龔自珍兒時熟悉的地方。當他童年時，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雙丫髻、穿着淡黃衫的他，在西湖六橋憑闌吹笛，唱起蘇東坡的《洞仙歌》，觀者無不驚訝，有人還寫出了《湖樓吹笛圖》紀其事。那時他不過十來歲。1812年，他21歲，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並作詞一闋《湘月·天風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滿腹的抱負，也傳達出幽怨的氣質。簫、劍是他一生的愛物，富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是他抒情的中心詞之一，之後不斷出現在他的詩詞中，成為他傳達內心世界的一個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僅23歲的他就經歷了喪妻之痛，他把亡妻的靈柩歸葬於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憶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傷懷不已，用相同的詞牌寫下《湘月·湖雲如夢》。他的詩詞總是籠罩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感傷和憂患，即使是想傳達內心的豪情，也總是與隱痛、不平糾纏在一起。"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少年劍擊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這樣的句子在他的詩詞中伸手可摘，隨處可見。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輓歌聲而來的，1792年，當他出生之時，盛世實際上已開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尤其嚴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潛伏着末世的因子，繁華如同泡沫，一個以農業文明支撐起來、盛極一時的皇權專制時代，隱隱可以聽到輓歌聲。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遠來的英國使節到達北京，傲慢無知、詩書風流、糟蹋了歷代無數珍貴書畫的愛新覺羅·弘曆試圖以一紙敕書拒人於萬里之外。遠在元朝時，意大利的馬可·波羅來華，曾驚嘆於東方的繁華鼎盛，仰慕東方農業文明社會流淌着黃金般的富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極盡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陸續來華的傳教士也未能絲毫觸動這個古老民族的神經。然而時隔數百年，當英國的船隻載來馬嘎爾尼一行時，一切都開始了悄悄的變化，無論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還是垂着辮子的大臣，竟然沒有人意識到，沒有人捕捉到這一信號。
龔自珍註定要成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聲號角。當他在西湖寫下《湘月·湖雲如夢》這一年，他也寫出了《尊隱》等文，在"山中"和"京師"的對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的"大音聲"正在地底下運行，他自己對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雜詩》中還有"少年《尊隱》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龔自珍母親去世，他將母親的遺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邊種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種梅花無數，常以"梅花"自況，但他的體驗遠遠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鶴子"、獨善其身的隱士情懷，而是從梅花中體悟到了新的東西，深刻地看到了科舉制的弊端，專制對英才的扼殺，強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種僵化模式將天下人才一網打盡的痛苦。他在1839年寫出了著名的《病梅館記》，痛擊"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從而造成病梅的時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館記》我想起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將高矮不平、錯落有致統統修剪得一樣整齊。我還想起了長城上的每一塊磚，都是一樣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這仿佛是中國所有讀書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這個爛熟的登峰造極的皇權專制體制修剪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