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館記》和後來的三百十五首《己亥雜詩》一樣，也是龔自珍本人一生命運的見證。早在1822年他就呼籲改革科舉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膚之痛。他雖然出生在名門望族，仕途卻是那麼坎坷，三次鄉試落第（1818年27歲那年才中舉人），之後參加會試，屢試不第，1821年春就任職位卑微的禮部內閣中書。1829年，他38歲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參加會試時中了第95名。在殿試的策論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張，中了三甲第19名，賜同進士出身。接下來的朝考，他卻未能入翰林，考軍機處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書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層的原因還是他身上的稜角，他的思想與那個"衰世"的衝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歲的龔自珍曾以考史、論經、寓言形式寫出《乙丙之際箸議》二十多篇（"箸議"，就是私下的議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學術、個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這個概念，把三世重新分為"治世"、"亂世"、"衰世"，在他看來，所謂"衰世"就是——"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也就是說放眼望去，舉世都是平庸窩囊之輩，渾渾噩噩，只知道吃喝玩樂，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來典章制度儼然，等級秩序嚴密，禮儀規範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樣，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官方的統計數字處處讓人感到繁榮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整個社會在骨子裏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一片萬馬齊喑。不要說朝廷沒有像樣的宰相，軍隊沒有像樣的將軍，學校沒有像樣的讀書人，田野沒有像樣的種田人，工場沒有像樣的工匠，街市沒有像樣的商人，就連像樣的小偷、強盜也都沒有。不要說找不到真君子，連真小人也變得稀罕。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現象。敏感的龔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亂亦竟不遠矣"。
告別"衰世"，走出萬馬齊喑的專制長夜，青年龔自珍在內心深處發出了吶喊。他批判摧殘人性的軟刀子，他相信"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歷史觀，他知道"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變是正常的，不變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他用《易經》的語言呼籲變法革新。1817年，他寫下《平均篇》，提出調節君、臣、民之間財富關係的辦法，主張遏止貧富兩極急劇分化的趨勢。那時清廷嚴刑峻法，文網嚴密，動輒得究，但畢竟已到了"衰世"，像龔自珍這樣叛逆的聲音還能發出來，而且並沒有遭到什麼嚴厲的處置，專制的鏈條確實開始鬆動了。
1819年，龔自珍的朋友莊綬甲擔心他以文惹禍，勸他刪掉文章中鋒芒畢露的觀點，"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顯然他沒有接受。同樣勸說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連他的同道、與他齊名的魏源也寫信勸他：不要在酒酣耳熱之際放言無忌，以免遭到不測之禍。言辭懇切，完全出於對老友安危的擔憂。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關懷現實，不是書齋中的無病呻吟，即使他的詩也多有憂患意識。他們所處的時代，正是大變動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識的張蔭麟說，龔自珍屬於那種"先天下之憂"的志士，上下古今，經國緯民，痛哭流涕，"以開創風氣為己任"。胡適說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句。面對舊文明無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嘆、他呼喊、他尋找，雖然他沒有親眼看到時代轉型的跡象，也並未作出全新的創造。但他知道，"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
1838年，龔自珍曾經想隨林則徐南下廣東，參加禁煙行動，因"事勢有難言者"而未成，他送給林則徐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硯台一方，硯台為一紫端，背後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林則徐珍視這方平淡無奇的硯台，一直珍藏在身邊，隨同他風雪萬里，並親筆在背後草書兩行："定庵貽我時晴研，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遊少，風雪天山共往還。"落款"林則徐"。這是林在陝甘與新疆途中所刻。龔自珍以"快雪時晴"作硯銘贈別林則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時晴"一樣雷厲風行地革除積弊，使中國早日出現"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的局面。林則徐南下途中讀了龔自珍贈別文章後寫信給他："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則徐比龔自珍年長7歲，與龔父是同僚，他們早就認識。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後，對宦海深為厭倦的龔自珍辭職南下。4月23日黃昏，他不帶眷屬，獨自一人，僱車兩輛，其中一輛載着他的百卷詩文，悄然離開北京。船過鎮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賽玉皇迎神大會，玉皇、風神、雷神儼然，禱詞萬數，朗誦聲不絕。認識他的道士再三請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詞，他推辭不過，寫下了本文開頭"九州生氣恃風雷"那首著名七絕。在鎮江到江陰的船上，他讀陶淵明的詩，有感而發，賦詩三首，其中一首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回到故鄉杭州不久，他陪同父親去看過八月十八日、壯觀天下無的錢江潮。自1826年離開杭州北上，他已有十四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寫下了"踏遍中華窺兩界，無雙畢竟是家山"的詩句。世事滄桑，變化真大，親朋中已有不少人離開人世。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也已進入倒計時。
1841年8月12日，龔自珍在丹陽書院猝逝，終年50歲，也正是英國大炮轟開國門、林則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隨着龔自珍的死，一個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小農文明時代徐徐落下了帷幕。
關於龔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但不同的版本都說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內的史家。
毫無疑問，龔自珍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中國人，與同時代出類拔萃的大臣林則徐輩相比，他更為超前，更不必說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達官貴人、公卿大臣。然而他一生的命運、全部的遭遇足以證明，古老的農業文明時代已處於無可救藥的末世，龔自珍稱之為"衰世"是恰當的。他預感到暴風雨的來臨，預感到地層下的山呼海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