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的李鴻章|馬勇
馬勇，著名歷史學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蘭州大學、河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文明史、中國學術史、儒學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時期的中國已經置身於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等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中國。在對英貿易順差的刺激下，鴉片引發了近代中國的疊變，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1840年以來，中國人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與徘徊中，進行了抗爭、學習、融合、改革與改良。外部列強勢力犬牙交錯、內部政治鬥爭拉鋸不斷、內外部戰爭頻仍、洋務運動開啟、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成長、民智漸開、工業發展……在各種驅動因素的疊加與聚合下，疊變繼續。
然而，甲午之戰的失敗以及稍後列強強租膠州灣、廣州灣等，深刻刺激了中國人，成為近代中國的轉折點，罕見的奇恥大辱震撼了國人，譚嗣同詩曰：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震撼之後則是懷疑、彷徨、困惑與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是疊變的加速：維新變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花了幾百年所走的路，中國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與新生撕扯着苦難深重的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優勢與劣勢，困境與順境。這是中國歷史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西方文明的強勢衝擊下，中華文明面臨着最嚴峻的挑戰。近代中國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局？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驅動力是什麼？引發中國疊變的各種驅動力是什麼，是如何交織與疊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響中國文明進程的？基於此，本書重新審視近代中國，探索內在的政治演變邏輯和社會發展規律，以期以史為鑑。
-01-
著名歷史學者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琦善與鴉片戰爭關係時有一段話發人深省。蔣廷黻說，琦善受命前往廣東處理中英衝突時，確實沒有準備在軍事上與英國人決一雌雄，他大概知道兩國在軍事上的差距，知道訴諸戰爭的後果，審時度勢，做了一個理性選擇，拯救了國家，挽住了大清的一點兒臉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的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衝突，那麼中國一定會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多政治、文化上的動盪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的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的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於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後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的美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