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的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被歷史證明不過爾爾，那麼英國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心服口服？
鴉片戰爭表面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後鴉片貿易並沒有被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讓中國改變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
戰爭結束了，和平重現了，但中國人沒有弄清這場戰爭的意義，沒有弄清英國人不惜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中國沒有利用這五個新通商口岸引進西方近代以來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創造，沒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養中國市場，培養新興產業，培養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戰爭結束後依然渾渾噩噩，繼續陶醉在中國文明的昔日光環之中。
導致中國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遇到了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社會。這是兩個時代的差異，沒有先進落後之分，只有時代不同。中國在那時唯一應該走的路，就是林則徐說的"睜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說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為什麼中國在挨打之後不長記性，繼續陶醉在祖先的榮光中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失敗是因為軍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連帶着整個士大夫階層，都不如人。不論中國怎樣拼命抵抗，都沒有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學西方，就是改變自己。
在過去的幾千年裏，中國不止一次遇到過鴉片戰爭這樣危險的情形，但中國都沒有像鴉片戰爭之後這樣無所謂。按照胡適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在無數次危機中安然前行，是因為中國總能在被異族征服之後反超征服者，讓征服者最終同化於中國文明之中。那麼，這一次為什麼不行了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除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弄清中國失敗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會輕易敗在別人手裏。中國文明原本具有的變革精神反而在失敗後被遮蔽、被忽視，將失敗視為偶然，不承認或者說根本沒有意識到中西文明本質的差別，也就無法產生變革思想，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前所具有的那點變革思想予以廢止，比如，龔自珍在戰前所表達的變革主張。失敗沒有促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覺醒，反而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帶進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傳統中國是"士農工商"結構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真正引領社會進步的是士大夫階層。士大夫階層在很多時候引領社會往前走，但在文化問題上，士大夫階層相對說來比較保守。他們在過去幾千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就是對文化變革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適度保守。傳統既是他們需要保護的精神，也是他們的資本。他們所知道的學問只是天下國家，離開了天下國家，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化的動搖或不信任，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至關重大，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頭開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像日本人後來那樣，轉身向西，用一種新學問取代舊學問。這是先驅者的悲劇，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強調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但到了運用關頭，中國還是錯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好機會。
士大夫階層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已由勇於創新變得保守怕事，他們越來越顧忌自己的名譽、身份、地位，越來越擔心清譽受到質疑和顛覆，因而他們當中即便有人意識到了時代趨勢，也只是私下議論，不願作為公共話題進行討論，更沒有勇氣公開號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則徐，在與洋人交往中已相當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知道中國在軍事上與西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所以他力主購買外國槍炮、輪船，安排專人收集、翻譯西方資料。林則徐的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響了魏源，使魏源有機會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積極主張。林則徐、魏源的這些思想主張在二十年後深刻啟發了日本，明治維新雖有很多原因，但林則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國圖志》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已為研究者所定論。
林則徐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但他在那個時代並不敢公開提倡，他所說的"睜眼看世界"模稜兩可，含混不清。中國人從來都知道有個世界，而且知道這個世界遠不如中國。林則徐的真實意思是睜眼看世界，終於知道了中國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願或不能直白說出來。他寧願讓那些主持清議的士大夫、言官在美夢中繼續沉睡，讓國家在迷夢中繼續墮落，也不願犧牲名譽與時俗抗爭。
這種士大夫心態使中國坐失二十年的時間。
鴉片戰爭後，中國按理說應該很容易走上變革之路，知恥而後勇，奮發圖強，學習西方，即便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也不應該照着舊模樣繼續統治下去。然而在大清，這些不應該都變成了必然，中國此後坐失二十年光陰，直至下一次危機出現，直至經歷下一次更大的失敗，中國方才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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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後，我們覺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是奇恥大辱，特別是《江寧條約》，以及第二年《虎門條約》所規範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則，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極大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開始。
根據《江寧條約》和《虎門條約》，鴉片戰爭全部後果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第一，賠款兩千一百萬元。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規定條約載明的海關稅則，不經兩國同意不得修改。這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協定關稅"，是一種不平等。第五，英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更明白地說，就是在中國的英國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只能交給英國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也在後來被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來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則。這條規定的潛台詞是英國不會接受中國三跪九叩禮俗的約束，這顯然是指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時因禮儀爭論而導致的不愉快。
對於這六條內容，戰爭打敗了，願賭服輸，並不必懷疑。割讓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後的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悲壯，因為香港究竟在哪裏，朝廷中很多人並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業價值和國防意義，也不像後來那樣重要。鑑於那時的中國還處在開疆拓土的農耕時代，朝野無法接受的是歷史逆轉，是從開疆拓土轉向了割地。痛心的要點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滿的是五口通商。中國在廣州一口通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一口通商，是計劃形態，比較可控。五口通商，擴大的不僅僅是規模，而且性質也隨之改變了。五口通商了，外國人來華總量擴大，中外貿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從今天的觀點看，這都是好事，但在當年大家並不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社會，一直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現在突然來了那麼多外國人，突然來了那麼多洋貨，不僅嚴重衝擊中國的農業經濟，而且外國人合法登陸了，居住了，與中國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給中國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五個通商口岸的社會風氣與內陸沒有開放的地區形成巨大反差，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其實，從後世人的眼光看，不論時人還是後世人對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憤怒，可能都是不對的。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英之間，其實也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巨大順差。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人的消費衝動幾乎不存在，自給自足，看天吃飯，幾乎沒有任何購買力。這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結果。
然而，英國人不這樣看。作為島國，英國本來就具有商業、貿易傳統。經過工業革命，產能急劇增加，英國人的商業能力獲得更大提升。英國人不相信市場不發育是一個永久難題，他們更願意相信只要耐心開發，市場可以培育，消費習慣可以培養，消費能力可以提升。這是英國人堅持擴大通商的心理基礎和依據。
從過往兩百年的歷史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看，英國人這些想法的可行性並不值得懷疑。中國改革開放後在很短時間內就培養了國民對外國物質文明的喜愛和消費習慣，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中國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變通，沒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