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爺只好靠着在天津的一個妹妹每月寄來十塊錢過日子。每次一說到這兒他就來了氣：「你們吃窩頭就鹹菜說是苦日子，對我來說那可是高級的。冬天沒錢買冬儲大白菜，等着你們買完了，我把你們撇下來不要的大幫子撮回家，剁吧剁吧，包菜糰子。也就是到這兩年，我才能到朝陽菜市場買點豬骨頭燉點兒湯，補養補養。」
就這樣，大傢伙都在專心致志掃除別人和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馮爺卻在一門心思找爛菜幫子填肚子。日子再難熬，大家總都有混過來的那一天，馮爺和大家一樣，總算沒有死在文革里。別人熬到了革命的勝利，馮爺熬到了出版社開門的那一天。
好不容易政府總算讓出版社出書了。一家出版社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翻譯外國人的書。那時候懂行的人不是抓起來了就是給弄死了，要不然輕一點兒的，歷史有問題，出版社輕易也不敢用。馮爺是要飯的出身，歷次運動也都逃過去了，自然合適。編輯們想起了馮爺，讓他接着把文革前翻譯了半截的哲學大師的著作繼續弄完。
按說文革這樣的機會，一個人幾輩子都不一定能趕上一回，應該能學點東西，至少抬槓的毛病應該可以改掉了，可馮爺依然故我。好不容易找到這麼個翻譯書的機會，他還忘不了抬槓。有一回他到出版社交稿子，碰上一位剛提拔上來的編輯室主任。馮爺說，一看就知道是個屁都不懂的人，氣就不打一處來。那個人好像抓住了馮爺的把柄，一見面就說：「老馮，咱們翻譯要準確，這沒錯，但是文字要通順。比如說，我正看您的這一段，『資產階級的罪』，後來您又提『資產階級的惡』，這就不通了。我們往常都是說『資產階級的罪惡』，哪有分開來說的。這要讓讀者看了，不成了笑話嗎？咱們出版社可不能出這樣幼稚的錯誤啊。」
那位主任正想意味深長一下，馮爺按不住了，說CRIME是罪，EVIL是惡，罪是法律，惡是道德。然後就引經據典說個沒完。爭了一下午，他晚飯也氣得沒吃，最後還是定稿成「資產階級的罪惡」。我就跟他說，這回又是雞兔共籠了，您老是數腦袋，一人一個，看着一樣，您怎麼不知道人家底下的腳不一樣多呢？結果呢，不出我所料，稿費壓低不說，這份活計一完，主任立刻就叫他開路了。
幸虧沒過幾天，一個特別愛國的大科學家回國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來了。人家漏出一句，說是帶了一本講量子力學的書來，應該翻成中文讓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一下。另外一家出版社知道馮爺是翻譯這本書不作第二人想的好手，趕緊跟他訂了合同，還告訴他這可是政治任務。他這算是好歹續上了工作，又有口飯吃了。
馮爺儘管愛抬槓，但學問是大家公認的，而且特雜。還有一樣，他能過目不忘，堪稱一絕。
有一回我和歷史所的馬先生閒聊。那已經是有名的大雜家了，博聞強記，馬王堆文物一出土，立刻就把他請了去。後來出版的漢簡帛書裏面全有他的功勞。他縱橫捭闔了半天，我佩服得要命，不禁叫了幾聲好，說是像他這麼好記性的真不多見。馬先生說，這不算什麼，他有一個北大的同學，那才叫人佩服。後來我才知道他說的其實就是馮爺。馬先生並不知道我和馮爺的交情。那時候馮爺沒地方住，就住在馬先生家裏。馬先生正在生肺病，每星期去看一位老中醫。從中醫那兒回來，馮爺就接過藥包，然後讀藥方。馬先生說馮爺每回都能說出大夫這一回又添了什麼藥，減了什麼藥，多了幾錢，少了幾分。剛開始馬先生不信，就把前次的藥方留起來，跟下回的藥方偷偷比較，馮爺居然沒有說錯過一回。馬先生說，和馮爺談古論今，馮爺能在他這個史籍專家面前不露馬腳，還算不得什麼，一付藥方都可以過目成誦，真乃神人也。
我跟馮爺說了，他淡淡一笑，說他無非是學了一點中醫，當然清楚藥性的規律。至於說到史籍的記憶，他說他離齊思和、楊樹達差遠了。馮爺他這人挺怪，當紅的學者總是讓他給褒貶了；可是他佩服的，卻差不多全是我到了國外之後才知道的中國名人。象辜鴻銘、顧維鈞、陳寅恪這些人的學問全是他給我開的竅。也幸虧他的指點，我在外國的那些漢學家面前才沒怎麼丟臉，要不然洋人肯定以為我是黨報派出國來的記者。
馮爺對文人軼事也有極強的記憶力。當初我從雲南剛回北京的時候，住在老北大的西齋。一天他來看我，走在過道里，他突然說，當初四九年胡適先生準備離開北平的時候，胡先生託運的書箱就放在這兒，一大排書箱都沒來得及運走。後來聽說胡先生在東單機場上了飛機，馮爺第二天還跑到這排過道來瞅過這些書箱，替胡先生可惜了一番，說是沒準當年胡先生和韋蓮絲小姐的通信就鎖在其中哪個書箱裏頭。說着還用手比劃着當年碼放的地方，仿佛能感覺到胡先生的手澤。可惜我一點也看不到，只看見革命群眾遊行用的大標語牌和各色彩旗亂七八糟地堆在那兒。
馮爺讀了萬卷書，可是沒有行萬里路。就我所知，他南到河北大名，北到北京，東到天津靜海，西邊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到過北京西郊的香山。但天下的事情很少有他不知道的。
比如說有一回，我和馮爺閒扯，說起在英國訪問的時候，劍橋大學考古系的教授推薦我去一家書店逛逛，說是即便不買書，這個書店也值得去看一看，書店名字好像叫BLACK WELL。我還在那兒買過一本包德甫寫的《苦海餘生》，後來回國的時候，我挺知趣，沒有帶回國，就送給剛從國內來的朋友。那位教授當時並沒有對我多說什麼，我便請馮爺指點一下那位教授推薦的原因。他聽後，胸有成竹地一笑，說那可是個大大有名的書店，多少學術泰斗、青年才俊都去過那家書店。然後就如數家珍，例舉與這家書店有關的名人軼事。我聽他描述那個書店佈置的格局和屋內充斥的氣氛，再一回憶，還真和他講的一模一樣。我便稱了一聲奇。他便道，這在那些名人的傳記中早有描述，讀了便知。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鬧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他忽然跟我說起美國的文人愛默生和梭羅。他說，只有在那個悠閒的時代，住在康廓鎮那樣恬靜的地方，過着那樣散淡的人生，才可能產生出像他們那樣的文人。他建議我以後如果有機會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裏的環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說的道理。
後來到了美國，住在波士頓，小鎮康廓離得不遠，於是我就去華頓湖邊訪過一回梭羅的小木屋。幾年之後給他打電話的時候，我不無得意地告訴他，終於看見了我們當年說起過的梭羅的木屋。他問我是不是就在華頓湖畔不遠的地方？我連忙說就是那裏。他說他記得那是個仿造的，是為遊覽參觀用的，真的已經不在了，原本的遺址還在湖那邊另外一個什麼地方。我不相信，過了不久就又去了一回。仔細一讀旁邊的牌子，果然這是一個仿造的，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看了馮爺指點的遺址。望着落日餘輝染紅的湖面，周圍靜得只聽得到啾啾的鳥鳴，多少也體會出一點兒梭羅當年的意境。但馮爺的足跡從未到過此地，只是憑籍着梭羅的散文，早已在塵世的喧囂聲中領悟多時了。
馮爺不但文史學貫中西，對新技術的興趣也不甘人後。記得還是剛剛改革開放，大家見了日本人的錄音機新鮮得很，可是各種機器的高下卻不是人人可以說得出的。馮爺天天到圖書進出口公司去研讀錄音機的性能指標。有一天，正說到有個報社的編輯告訴我們，給報紙投稿也要靠關係，如果不經約稿，自己直接投稿給報紙，其採用率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六。馮爺聽了，馬上說這不正好是夏普什麼型號錄音機的抖擺率嗎？我們忙問什麼是抖擺率，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個明白。到我去德國上學之前，他什麼也沒交待，只說機器的抖擺率低於若干若干的絕對不能要，否則多好的錄音也讓它給糟蹋了。
因為學問雜，又愛抬槓，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跟他學完德文，後來又去德國上了學，回了北京，他還沒有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好在過了文革，也還有人買他的賬，時常有出版社找他翻譯個東西。但馮爺漸漸也上了點歲數，身體不行了，孤身一人，有個頭疼腦熱的，到醫院又沒有公費醫療，花錢一次就是一大把，而且不先交錢醫生就不給看病。馮爺有時候只好借朋友的掛號證去看病，但制度越來越緊了，他也不敢老這麼幹。馮爺嘆了一回說，我可真是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弊病於一身了，掙着社會主義的錢，看着資本主義的病。我跟他說，您這是糟賤資本主義呢，還是糟賤社會主義呢？他也就是一笑，說：「我這是糟賤我自個兒吶！」不過自從大病了兩場之後，馮爺架不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誘惑，也動了心思想去找個鐵飯碗。後來，那一年政府有了點兒招賢納士的意思，還真讓他趕上了，進了北京的一所小學院教英文。
我們都知道他待人處事的經驗頂多還是五十年代初的水準，到了八十年代，最忌諱的就是辦事認真，見人抬槓。大家都擔心他如何能應付周圍的環境。不出所料，沒有多久馮爺終於招架不住，他的英文被眾人褒貶得一無是處，給轟到圖書館做採編外文圖書的事。他埋怨了兩回，大約懂得了一點厲害，也不敢象在年輕的時候那樣輕易辭職，只好忍下一口氣，到圖書館報到了。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更不用提象馮爺這麼聰明的人了。馮爺抬了一輩子的槓，最後抬的這一回算是歪打正着了。他也着實為此得意了好久。
這是到圖書館之後沒幾年的事。馮爺在圖書館一來二去也不招人待見，領導看看馮爺的歲數差不多了，於是就勸他退休。馮爺說還沒有個職稱，這輩子總得對自己有個交待。領導挺通情達理，想了一會兒說，你才教了不到一年的英文，若是評你當教授，名額太擠，別人我不好辦。你現在圖書館管外文書，就申請個副譯審吧。這副譯審的職稱，翻譯過兩本外文書就行。咱們這兒沒幾個真正懂外文的，翻譯過書的更沒有，或許還有門兒。領導的一番好話，馮爺聽了反而不受用。他跟領導說，要申請我就申請正譯審，我翻譯的書有二三十本了。領導說，正譯審級別太高，那得要上級批准，我就說不上話了。馮爺說，行，那就看看上級的眼光。領導只好也說，行，咱倆就看上級的眼光吧。馮爺於是就申請了個正譯審的職稱。
之後，馮爺到了我家，說他聽見別人私下嘀咕，評職稱不但要有著作，還得送禮。我跟馮爺說，你們的領導你送得了禮，上級領導你知道往哪兒送嗎？他聽了也有點後悔，但他想想他這一輩子的學問，覺得不申請正譯審屈得慌。
上級領導果然好眼光，再加上學校裏頭也沒人申請正譯審這玩意兒的，名額好安排。大概上級領導並不知道馮爺愛抬槓，反而覺着這位同志顧全大局，居然就讓馮爺把正譯審給得着了。我們也沒給他慶祝，因為大家都認為這是名至實歸。
當了正譯審，退了休，錢倒沒長多少，但是公費醫療總算有了。一輩子到臨退休這幾年才享受上公費醫療，這可是件大事。誰知道，馮爺還有更好的事等着他呢。前些日子我們打電話回去，他說他那個正譯審給合算成行政級別，成了共產黨的高幹了，有時候還真能拿回來兩片能治病的好藥。他說，這回可和「老八」一樣了。電話里聽他說話的口氣，象是開玩笑，也象是真有幾分得意，沒準他又伸出來大姆指和食指比劃上了。
最後見着馮爺是我這次出國之前。他還穿着「六·四」之後買的那雙高級旅遊鞋。當初他說是為了有人開槍可以逃得快一點。現在戒嚴都好幾個月了，看來他又是在開玩笑。一輩子就買過一回這麼貴的鞋，他準是怕人笑話。
聽說我要走，他還真有點難受，說是忘年之交就這麼幾個朋友，這一開槍，呼拉呼拉又走了一大幫，今後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了。我就勸他：「您的心不老，等這些小一輩長起來，您就又有朋友了。您看您當時和我認識，我才二十出頭。這些小傢伙說話就是二十。」
他說二十跟二十可不一樣，你們這些人經過文革，懂得事，說得上話。我說，您這是又覺着文化革命好啦？他就說，話不是這麼說。最後嘆了一口氣道：走吧，走吧，能走的全走，我要是能走我也早走了。話語之間還真是動了感情。
出國之後就是一通窮忙，也顧不上和馮爺聯繫。前次妻子回國，我想不起來有什麼可送給馮爺的，知道他離不了古典音樂，就送了兩張激光唱片。其實我並沒有特意選擇，只揀了兩張我喜歡的。後來我去電話，他一再說，難為我還記得他最喜歡的就是勃拉姆斯和貝多芬的提琴協奏曲，而且是DEUTSCHE GRAMMOPHON的DDD最新錄音。他說他還真跑到圖書進出口公司查了目錄版本。這回不知他又是在幽默，還是客氣，或者真的是喜歡。
他還跟我說，他攢了好幾年的錢，就想買一台質量好的組合音響。這事他倒真跟我提過，從我沒出國他就開始攢錢。後來因為錢毛了，算是白攢。如今快十年了，錢總算攢得差不多了。馮爺知道我還有個朋友在北京，是個音響專家，想讓我給介紹認識一下，幫忙趕緊挑個好的，要不然錢再毛了，他這輩子就別想再聽音響了。我跟他說，這回就別挑抖擺率了。他也笑了，說不挑了，不挑了。再挑，錢就不夠了。
馮爺攢兩個錢不容易。我這次出國之後，他還到我家去看過我母親。母親說那天天挺冷，馮爺穿了一件呢大衣。等告辭的時候，母親看見他的大衣上少了一個扣子，就提醒他。馮爺低頭一看，臉上一驚，說是壞了，這件大衣還是一個朋友看見天冷借給他的，少了個扣子，不好還了。母親聽馮爺說冬天連件大衣都是借的，就說把我的一件大衣拿去，反正我也不會回國來了。馮爺先是推辭，後來就接下了。馮爺挺感激，說這一輩子從教會學校出來冬天還沒穿過大衣呢。母親說着說着就又感慨上了，說這要是在過去，象馮爺這麼一個有學問的人，家裏一定是棟小洋樓了。
聽馮爺一說他攢錢快十年了，我也一驚。那麼說我出國也快十年了，說不定也真該回去瞧瞧，就憑馮爺也該回去瞧瞧。我老是惦記着和馮爺最後通電話時他說的：「回來瞧瞧吧，回來瞧瞧吧。我這兒半年也來不了一個人。安個電話，也沒人給我打，算是白安了。」
二閒堂，吉光片羽齋。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