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爺還在世，現在就回憶他，似嫌過早。可我又不得不趕緊回憶他，怕時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兒被我忘了。前兩天，我還打電話回國給他，知道他還在，就是聲音更啞了，有氣無力的。我要掛電話，他一個勁兒的說：「回來瞧瞧吧，回來瞧瞧吧。我這兒半年也來不了一個人，安個電話，也沒人給我打，算是白安了。」
他怕快不行了，我想。但也難說。
那年「六·四」過後不久，我剛到哈佛，吃了午飯，和一個教授在教研室里閒扯。我說，看電視上鄧小平那副老眼昏花的樣子，大概活不了多久了。他就說其實也不然。比如說頭幾年，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眼看自己快不行了，就捐了她所有的錢給哈佛的系裏，但是加了個條件：得等她死了之後才能花。當然她沒死也能花，那就得算借，花了不但要補上，還得還利息。系裏一想，她也活不了多久，現在系裏正等着錢修房，先花了，不管補上還是利息，反正早晚還不都是系裏的錢，背着抱着一般沉。
錢也花了，房也修了，可老太太沒死。系裏拆東牆補西牆，為了補上挪用的那點兒虧空費神費得太大了。所以說，人事難料。
果然讓這位教授給說中了，鄧小平也是「六·四」過了好些年才死，而且死前還干成了不少好事。
可是馮爺不同，他再干也幹不成什麼事，枉有了一肚子的學問。
我跟馮爺的認識是通過一位小學的同學。
還是插隊回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看同學劉君。說了會兒話，他便送我出來。大街上人來人往，他就開口說了，別瞧人都長得差不多，穿得人五人六的，可真不敢貌相。你瞧那邊那個光脊樑的，懂六國語言！說着他還伸出大姆指和小姆指，一臉的神氣勁兒，不由得我不留神看。順着他的眼神望過去，街那邊，一位大漢，果然好身量，古銅般的皮膚泛着油光，褲腿兒卷到膝蓋以上，一隻大腳蹬着地，另外一隻腳踹着他的四輪小車，正從付食店門口的土筐里往外撿爛紙。
「怎麼樣，信不信？」同學還一直在瞅着我，怕我不信。
「我怎麼會不信，我當然信，」我連忙說。這時候我正愁找不到一個老師學德文，見有這麼好的機會，便順勢央告他：「怎麼樣？既然你那麼熟，給我介紹一下？」
「我不認識，都是聽人家說的。這樣的人，我們這條胡同里有好幾位。」說罷他就要往回走。
「別介，這個人你不認識，別的也行。總不能一個都不認識吧？」我說。
他好像覺得，如果承認一個都不認識也太丟面子，而且這麼一說，我可能連眼前的這一位也會認為是他在吹牛。於是沉吟片刻，抬頭對我說：「這樣吧，過三天我給你一個回話，讓我爸爸跟那個人說說，這就要看那個人同意不同意了。」
「哪個人？什麼樣的？」我挺想先打聽一下。
「先別問。見面再說。還不知道行不行。」他打住我的話頭，說罷就截直往院子裏走，也不回頭。大概是吹了牛，現在一腦門子的官司，還不知道回去怎麼和父親交代。
那年頭，唱個外國歌，看個外國畫片都恨不得犯法，就更別提說外國話了。我想我也真難為他。
不想第三天劉君果真來了，手上遞過來一張紙條，上面有人名和門牌號碼。他說：「就是這個人，去找吧。他會四國外文，整本整本的哲學書都是他翻譯的。」別瞧他一臉的無所謂，我知道他是在強按着心中的得意。我千恩萬謝過了，他就又囑咐道：「這人可是個邪性的，我爸爸說，多少人都跟他處不長，你要是往後跟他合不來，可別怨我。你見面管他叫馮爺就行。」
「不會，絕對不會。我怎麼會怨你呢。」我知道這可是個天大的人情，我知足得很。
等見到馮爺，說實話我真有點失望。他長得既不象那位撿爛紙的大漢一樣身材魁梧，也不象學富五車的泰斗那般溫文爾雅。聽說他不到五十歲，但顯得有六十開外，牙掉了好幾顆，精神顯得很萎靡。後來才知道那都是因為文化革命鬧的，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營養不足，精神也就打不起來。
家裏的陳設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符合那個年月的學者身份：一般來講，知識的水準高低與居家的困窘程度成反比。他住的是東屋，裏面黑黑的，一塊木板床，兩個床架是鐵條搭的。桌上、床上到處都是書。屋子不通風，一股霉臭味。
在我打量環境的工夫，他斜着眼睛從上到下地打量着我。我知道該是自報家門的時候了。我先是說和劉君是起小的同學，雖不在一個中學，可總還是玩在一處。他父親從小看着我們長大，那年他當校長的父親去挨鬥，臨出門時他奶奶用《周易》卜的那付大卦就是讓我扔的銅錢。我們家沒有一個黨員，不過也沒有一個右派，就我一個兒子，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絕對是個清白人家子弟。他倒也沒說什麼，沉吟片刻，最後添上一句：「這就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學德文的事。我發現他並不是怎麼難處的人，說話還挺幽默，有時候甚至象個孩子。這樣的人我最喜歡，於是三句兩句就扯開了。
馮爺問了問我原來上學和下鄉插隊的事，我都照實說了，然後還加上自己的感想，說在鄉下別的沒瞧見，老百姓的窮可真讓人開了眼，不但貧農窮，地主也窮。
說到窮，馮爺搭上了話頭：「要說窮，我是真窮。我不是說我現在窮，我是從小就窮。」說到這兒，他忽然來了興致，說：「老八應該依靠我呀！我不是貧農，也不是僱農，我是繞世界要飯的。這不比他們還窮？」說着他還用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個「八」字。後來我才知道他這表示的是八路軍，代表共產黨。
「那您還真看不出來從小就這麼窮過。」我覺着會四國外文的人小時候差不多都是過得舒舒服服的，要不然哪裏會有這份閒心，不由得我吃了一驚。
可他沒有瞎說。馮爺起小跟着爹媽從河北靜海一直要飯要到大名。要到一處有個大教堂的村子，神父給了點吃的，好歹就先安頓了下來。後來知道那是個匈牙利教區的神父，人挺和氣。馮爺沒事就爬上教堂外面的一棵大槐樹，往教堂里看做彌撒。神父看他有些靈氣，有的時候就教他一點兒《聖經》，他也愛學，三下兩下，學得有模有樣。神父見着他爹媽就夸，爹媽也就不走了。不過他爹媽也不找地主租地來種，要飯要慣了，還是三天兩頭跑出去要飯，馮爺就跟着神父過。
轉眼就是幾年，馮爺也在教堂辦的小學畢了業。聽神父說北平城裏還有教會辦的中學，也不要錢，他便想去。神父知道他有能耐，便寫了封推薦信，給了幾個盤纏。馮爺拔腿就上了北平。
到了北平，截直去了城南的匯文中學，那是當時最好的教會學校。他趕到那兒一打聽，才知道敢情還得要報名費，剛上學還得要交學費。所謂的不要錢，是要等你上學的成績好，得了獎學金才能免學費。馮爺一聽就蒙了向，正在慌亂之際，看到人群里有個同村有錢人家的少爺，便上前打探，說出自己的難處。那位少爺自己在外讀書，並沒有錢可以資助他人，但那少爺早就聽說馮爺的本事，便帶着馮爺去找一位同村出來打天下的營長，那位營長正好在北平駐防。一聽家鄉來了個這麼有出息的秀才，又聽身邊的書記官念了神父誇獎馮爺的推薦，營長知道了馮爺還會說外國話，要上洋人辦的學校，簡直樂壞了，馬上叫人從軍餉中拿出十幾個大洋給了馮爺。
就憑這些大洋，馮爺報了名，考了試。發了榜，就上了學，錢交了學費還有富餘。第二年他得了獎學金，一直拿到中學畢業。後來又上了北京大學，靠的也是獎學金。
馮爺能讀書，但不善於與人相處，而且特別愛抬槓。在北大讀完了書，他還想呆在北大，成天還是聽課泡圖書館，不願意出來做事，說是到社會上去他活不痛快。那時候的北大還真不錯，由着他。解放也好幾年了，正在「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他的房東的女兒也在北大讀書，有一天給揪了出來，罪行是因為她和她先生都信天主教。警察也來了，說話快要逮捕了。馮爺和房東的女兒不在一個系，可當初房東知道馮爺是老北大的高材生，見識也廣，於是就託付馮爺有事照顧他女兒。馮爺受人之託，又住着人家的房，覺得這事得管管，於是就跑到房東女兒的系裏，跟人家說他懂天主教，如果人家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給解釋。馮爺還確實懂天主教，因為他一直上的都是教會學校。警察和系裏的人當然說不過他，抬着抬着槓，警察就急了，說是要不然把馮爺一塊帶走算了。馮爺一聽害怕了，但他懂得政府的政策，忙說，你先調查一下我是什麼出身。我是要飯的出身，現在政府正要依靠我這樣的，你怎麼胡來呀。大概警察的出身還沒他好，話頭就軟了，放了他一馬，不過房東的女兒還是給帶走了。
後來政府看房東的女兒和她先生歲數都還小，剛二十出頭，再說抓的人太多，監獄也不夠用，就把他們放了出來。馮爺說，房東老兩口當時也給抓進去了，還是他把房東的女兒兩口子從監獄接回來的。等房東也出了監獄，覺得馮爺恩重如山，一直到文化革命都沒給馮爺漲房錢。反倒是文化革命紅衛兵抄家，把房子歸了公，房管局才給馮爺加了兩塊錢房租。
當時馮爺知道北大的交情也就到此為止，趕緊找了個事兒，到工農速成學校教進城幹部學算術去了，離開了北大的是非圈子。我們這一輩沒人經歷過「鎮反」，但文革的厲害都領教過。等馮爺說完，大家都說，好玄吶，聽着都害怕。您經了這麼大的事，可怎麼還愛抬槓啊。
這樣的大槓後來他是不敢抬了，但抬槓的毛病不好改。
且說他到了工農速成學校，有了工資，馮爺算是獨立生活了。
「我那五十多塊錢花不完呀！你想想，炸糕兩分五一個，還給一大勺白糖。」除了在教會學校吃黃油麵包那兩年，再就是在北大白吃白喝那幾年，然後就得數剛出北大那兩年了。這大約是他一輩子最闊的時候。
可是他抬槓的毛病太大，一來二去的就和來學習的幹部們幹上架了。有一回，幾個幹部正在談論學習馬列主義哲學的心得。其中一個覺得自己有了一些體會，於是就談上了。他說哲學大師艾思奇有一條講量變到質變的例子，佩服得不行。大家就讓他說說看。這人並不知道馮爺也在場，更不知道馮爺給馬恩列斯編譯局翻譯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玩意兒，他就說，艾思奇說量變到質變，就象雷峰塔，你從塔腳底下把磚抽出來，一塊，兩塊沒關係，抽得多了，到了一定數量，雷峰塔嘩啦就倒了，量變就到質變了。大家果然佩服得一踏糊塗。可馮爺搭碴說，你就沒想想，要是不從塔腳底下抽磚，而是從塔頂上拿磚，你得拿完所有的磚才成。你的量變什麼時候到質變哇。那人臉一紅，不說話了。但是幹部們都覺着馮爺的政治覺悟太低，當個教員不夠格。
後來不到幾年又開始了「反右」。聽馮爺自己說，在此之前已然看出來這是個有意賣出的破綻，他就趕緊辭了職。我們對他的眼光有些將信將疑，但不管怎麼說，他真是辭職不幹了。他還說，當初要不是溜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後來才明白他指的是王先生的官銜：右軍。
從那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管街上怎麼鑼鼓喧天，紅旗招展，他也不管，一門心思給幾個出版社翻譯點書，掙點稿費。空下來的時候就泡泡圖書館，也不用政治學習。自己吃飽了，全家不餓，倒也十分自在。我們後來聽了都納悶，那時候政府怎麼忘了管他了呢。
到了文化革命，也不用政府管，馮爺自己就到政府報到來了。因為出版社都關了門，鬧起了革命，幾個原來跟他聯繫的編輯，死的死，關的關，沒人讓他翻譯東西了。他一下就斷了來源，只好到街道革命委員會找活干。人家街道革委會一商量，覺着他的出身還真不錯，就讓他去掃街道上的公共廁所，一個廁所三塊錢，讓馮爺掃十個，一個月三十塊。馮爺還真幹了幾天，但馮爺吃的太差，沒有營養，那沖水的大皮管子他拉不動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