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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王盧作孚最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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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級管理人員,受到迫害和凌辱的,還有相當一批。已被董事會任命為代總經理的鄭璧成,重慶解放到不一個月就被扣押,雖保釋出來,也不允許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條輪船「民生」輪的第一任經理、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在廠前江灘上被當眾槍斃(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榮廷也在鎮反中被冤殺(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職工中被資遣,被管訓者更多。

1944年10月,盧作孚在北碚各界為他赴美出席國際通商會舉行的歡送會上

給女兒的信

1952年1月20日,盧作孚給遠在上海的小女兒國儀寫了一封回信,國儀來信,說準備回家生孩子,徵求父母意見。父親的信是親切的,說母親將會為女兒照顧孩子,還說:

我所懇切告訴你的,是今後任何事情,都應照此次計劃那樣,有決定以前的從容思考和從容商討,才能避免困陷在進退不得的境地,影響不僅及於工作而已。

似乎寫信人的心情有些難以言說的東西。盧作孚對「困陷在進退不得的境地」有體會吧,以至反覆地這樣叮囑心愛的小女兒。年輕的女兒萬不會想到,這竟是父親給她的最後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這年的過年。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們沒有回家過節。盧作孚本人也沒在家過節,他到豐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隻輪船「民恆」在豐都沉沒,他去了事故現場。

1月28日,盧作孚乘飛機去北京「商討要務」,30日即飛回重慶。

「華益,我對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業務處經理鄧華益來到民國路20號盧作孚住所,與盧作孚做了一次長談。

鄧華益比盧作孚年長六歲,出身貧苦,由教會教育長大,年紀輕輕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買辦。1927年,在全國反帝高潮中,他買下白理洋行兩隻輪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輪船公司,一躍而為重慶航業界老大。

當年民生公司要聯合川江華資輪船公司,共同對抗強大的外資輪船公司的競爭,因各家華資公司互不信任疑慮重重而難以聯合,鄧華益以當時實力最強的九江輪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進民生擔任航業部經理。這一舉措,對重慶航業界「統一川江」的運動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鄧華益主持的重慶輪船業同業公會,努力維護航業市場秩序,維護輪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會尤其注意捍衛我國航權,抗戰時期,英商太古輪船公司在川江營運,公會向政府呈請制止。抗戰勝利以後,一些外國輪船公司在我國營運,公會代表輪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關查處。1947年,中國民營輪船公司認為,「中美商約」侵犯中國輪船公司利益,同業公會出面反對中美商約簽訂,對此,當時的政府作出積極反應。

1949年4月6日,重慶市輪船業公會發出通電,籲請交戰的兩黨政要,能夠維護長江航運,給船員及其家屬一條活路。在通電上署名的,是重慶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鄧華益。

鄧華益這樣一位在公司歷史上的有功之臣,既為大股東,又是高級管理人才,重慶航業界的權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體弱」為由「資遣」,鄧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當時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級管理人員,受到迫害和凌辱的,還有相當一批。已被董事會任命為代總經理的鄭璧成,重慶解放到不一個月就被扣押,雖保釋出來,也不允許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條輪船「民生」輪的第一任經理、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在廠前江灘上被當眾槍斃(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榮廷也在鎮反中被冤殺(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職工中被資遣,被管訓者更多。

鄧華益日後回憶道:從不送客出門的作孚將他送到門外,幾次說:「華益,這些年來我對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於言表。

五十餘年後,盧作孚幼子盧國綸寫道,「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着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着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着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鐸」輪在長壽附近失事。

含淚做檢討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時半至十二時,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

盧作孚的這個檢討,從記錄看,是十分認真而嚴肅的。一開頭就沉重地說,「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一句話未完竟落下淚來。

在這個檢討里,盧作孚簡單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是一個知識分子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一生,他儘可能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來描述自己,表現了他與新政府的合作意識,也可理解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他提到在川南辦教育時,曾與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共事,檢查自己報國的道路選擇曾受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盧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為世所公認,可是卻檢討自己,連生病住中央醫院都以為太享受了。他對自己被視為資產階級是難以接受的,不光因為在當時資產階級已被視為可恥的另類,更因為盧作孚一生提倡「造公產,不造私產」。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沒有掩蓋他的情緒——對鄭璧成等一批懂航運懂船的管理幹部被捕或被清洗的傷感與痛苦。在檢討的過程中,他數次流淚,甚至泣不成聲。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幹部會,有公股代表參加,發言很集中,已將矛頭指向盧作孚,說當前公司的困難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種意見即是戰後大量借外債是盲目擴張。這樣重大的決策,關係到民生公司在中國二戰後的大政方針,必須由董事會通過,公司高層管理,都是相當清楚的。當初,整個中國企業界都嚮往着抗戰勝利後的大發展,利用外資發展生產,增設航線,是有遠見的舉措,大家都沒有反對意見。現在,因為政治的原因,外債未能及時產生效益,反成負擔,人們卻把責任都推到盧作孚身上。

海損與虧損

這天下午,盧作孚去了「民鐸」失事的現場。兩年來,政治運動愈演愈劇,事故越來越多,據《民生公司史》統計,1950年至1952年8月,發生海損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過了戰爭時期。後來公股代表張祥麟在向交通部的匯報中,說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與這個統計大致相符。

航運企業家都是愛船極深的,有一次遇到海損沉船,一向沉着理性的盧作孚竟會在辦公室里號啕大哭。

民生公司一向重視人的管理教育,長期以來不斷總結改進,已有相當成熟的制度,盧作孚及一批高層管理幹部,在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實為首屈一指。更有年年的股東大會,必須要向股東們做出報告,並接受監事會的監察。這樣的制度,保證了民生公司,在生產業務上,財務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長期出現大的漏洞。

在全國性的大規模戰爭已結束的時候,民生公司卻造成了如此嚴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損失,到底是什麼破壞了正常的管理秩序?為什麼管理幹部再不敢管理,是什麼傷害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回到公司,盧作孚立刻找到負責財務清理的公股代表歐陽平,算公司二月份(疑為一月份)的收支情況。民生公司在整個1951年已損失339.7億餘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機。

算過以後,盧作孚一掌擊在桌上,嘆一口氣,說了一句話,「把門關了來搞『三反』,搞了再開門!」

1950年3月,盧作孚通過民生公司駐京辦事處主任何廼仁向周恩來提出公私合營,請求國家銀行貸款的同時也制定了還款計劃。計劃只要民生公司生產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開始償還債務,當年可還700餘億元;計劃1952年償還1000餘億元欠款後,還有400餘億元的餘額。以後按約分期償還加拿大外債,同時為國家作出貢獻。

然而,在民生公司執行公私合營過渡辦法期間,不但還款計劃成了泡影,還新增了800億元債務。

1952年2月7日上午,盧作孚到西南軍政委員會去,見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財經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時至中午,和盧作孚一同來的胡子昂在機關門口等着他一起乘車回去,卻久不見他出來,胡子昂便進去找他。有人告訴胡子昂,盧作孚先生和鄧小平書記一起吃午飯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飯桌上,盧作孚和鄧小平會談些什麼呢?

在剛剛過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人與生產的損失超過戰爭年代,公司危機越來越嚴重,盧作孚1950年8月即與交通部部長章伯鈞簽訂公私合營協議,至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尚未批准。

那時,中央財經委員會已決定,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徹底,就不給貸款。民主改革即是清理敵人的政治運動,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徹底,已被重慶新華日報點名批評。在新一波民主改革運動里,盧作孚被任命為民主改革委員會主任。盧作孚這時應該明白,他做這個主任,什麼也決定不了,不過是要他出面表態,用他的口來宣佈在公司里誰是敵人,誰是分子,以及對他們的處理。在他辭世以後,這個事情落到了童少生頭上。以至許多年過去了,人們還不能原諒童少生。

公股代表「引火燒身」

1952年2月8日,這是盧作孚生命中最後的一天。

當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張祥麟說,「三反」運動開始後,在公司大樓里走道的牆上,貼着一張一張的小字報,內容是質問公股代表為什麼不下來,不到工人中間來?公股代表為什麼沒有貪污?他手指着自己說,就是不相信我沒有貪污的意思嘛。

「有寫盧作孚小字報的嗎?」

「沒有,沒有提到盧作孚名字的。」他遲疑一下,又補充說,「也可能有,我沒有看到。」

「盧作孚看小字報嗎?」

「不知道。應該也看到了吧,因為他上下班總是要經過那裏嘛。」

1952年2月8日上午,盧作孚經過貼了小字報的公司大樓走道,去參加公司召開的「『三反』坦白檢舉大會」。「『三反』坦白檢舉大會」,是檔案中一份《關於盧自殺的報告》裏的提法。張祥麟回憶,這個會是「三反」動員會,他在會上做檢討,也是做動員。我過去採訪的一些老民生職工都認為,這個會是當時公司工會安排的,但從張祥麟的回憶來看,他本人是事先有準備的。他說,會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見。除了發言人上台外,其餘都坐在台下,盧作孚坐在台前一隻沙發上。台上發言後,台下自由發言。這時,盧作孚的服務員,19歲的廣東人關懷坐着提了幾條意見。

關懷提的什麼意見呢?

張祥麟回憶,「在北京,盧作孚住在東安市場一個樓里,我們去和他談工作,談事情,一起吃飯,吃燒餅,豆腐腦。關懷就是說的這個,但都沒有提盧作孚的名字。這就是浪費。我就檢討,我說開會,比如股東會大請客是浪費。在北京還一起去洗澡,一起到萬壽山逛了一回,和盧作孚一起去的。當時,盧作孚說,『這些都記在我賬上』,我也沒有提他講的這個話,只檢討說是公司浪費了。」

有回憶文章認為,關懷上台批判,是盧作孚至死重要原因。

張祥麟說:「那個服務員關懷嘛,他沒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見,大家都是坐着提的。關懷是從盧作孚家裏搬出來了,還有什麼就不知道了。那個會先是台上發言,然後叫大家提意見,大家講時,關懷也講,沒有點盧作孚的名。盧作孚就在那坐着。公方代表就我和歐陽平在場。據我了解,散會以後,盧作孚還找了關懷,在辦公室里講他,我們花的自己的工資,有什麼錯誤呀?」

關於這天上午的會議,盧作孚長子盧國維的描述是這樣的。

「民生公司召開以市工會聯合會和公司工會為主力的『五反』動員大會,公股首席代表張祥林(原稿如此)(兼黨委書記)作動員報告並進行所謂引火燒身,說自己跟隨盧作孚去北京開會,還想請盧買一件皮大衣,雖然最終沒說出口,但是差一點中了『糖衣炮彈』。接着父親的隨身通訊員關懷一個箭步衝上台去,大聲嚷着要揭發公股代表的『受賄』行為。所舉例證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數人同總經理(即我父親)一道去北京開董事會(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較多)期間,總經理(代表私方)請吃便飯、看京戲,同去理髮代付錢。當時在場的同仁見父親面色難看,知其心裏畢竟難受。名為揭批『索賄』、『受賄』,人們自然會聯繫到『行賄』。在『群情激昂』的會場上,首席公股代表優柔寡斷不知所措,散會後也沒設法對當事人做好『工作』,啟發開導使其放心。全然忘記了中央確立的對民主人士的保護政策。」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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