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盧作孚對關懷說，講話要實事求是。這個年輕的服務員從廣州過來專門照顧盧作孚，盧作孚關心他，教他學文化。讓他做一些重要工作。就在這天早上，一直住在盧作孚家的關懷從家裏搬出去了，現在，這個年輕人竟然當着他的面，當着大家的面這樣不實事求是地「提意見」。盧國綸說關懷是「有恃而無恐」，關懷所恃為何呢？
張祥麟還對我們講了這樣一件往事。
張祥麟提出，要香港分公司為自己買一隻杯子。（我一直沒有搞懂，是什麼杯子要到香港去買？）不久，香港分公司經理楊成質將杯子送到重慶，同時送上了賬單。童少生問盧作孚：杯子是張代表要的，是不是送給他（不要張付錢）？盧作孚回答：你要送，人家要不要呢？最後，買杯子的錢是在張祥麟的工資里扣的。張說，「盧作孚這個人很會說話，不說送，也不說不送，而是反問童，『人家要不要呢？』」這事是童少生後來告訴他的。
張祥麟現在對我們講這事，是為了說明盧作孚不會行賄，還是要說明盧作孚滑頭呢？他當年提出要買杯子卻不先付錢，是想貪便宜，還是對盧作孚進行試探呢？
這位老人對盧作孚的態度是相當微妙的。五十五年前的那個會上，他用不存在的皮大衣來「引火」，是要「燒」誰的身？不論他是不是真有想要皮大衣的念頭，卻引出人家確有「糖衣炮彈」——以至自己差點中了「糖衣炮彈」的想像！可以肯定，如果那隻杯子由公司贈送張代表，在1952年2月8日那天的三反動員會上，就會有一枚看得見的「糖衣炮彈」了。
昔日愛將形同陌路
會議結束以後，副總經理童少生也在辦公室里，他沒有和盧作孚說一句話。
當年，童少生繼承哥哥童季達出面主持的美商捷江輪船公司，與民生公司是業務上的對手，他任董事長的國貨介紹所的貨物卻必定交給華資的民生公司來運。盧作孚還常常到國貨介紹所的朝會上去做講演，宣傳用國貨，支持幾位青年實業家的愛國義舉。
國貨介紹所成功了，捷江公司卻在川江的競爭中倒閉了。盧作孚看重童少生的才能與愛國思想，請他加盟民生公司。童少生敬佩盧作孚，以為盧先生「作事認真有遠見刻苦耐勞事業心重」，所以「一點也沒考慮的就參加了民生公司」。
1943年，童少生即成為民生四個處務經理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1944年，盧作孚第一次到美國和加拿大，童少生即與之隨行，並實現多年願望，在美國學習航運管理。以後童少生又三次奉派赴美國、加拿大，參與了盧作孚在美國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決策和實施的全過程。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業務重心轉向沿海，成立上海區公司，以後，盧作孚向董事會鄭重推薦，任命童少生為上海區公司經理，公司副總經理。民生公司與金城銀行合辦太平洋輪船公司，童少生兼任太平洋輪船公司經理。在民生公司，人們將童少生視為盧作孚的愛將，前途無限。
少生此時已參加民主建國會，在前不久的一份自傳上，他還表示了對盧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認為自己的做事為人深受盧先生影響。
但是現在，他倆同在一辦公室里卻形同陌路。
此時，盧作孚應該知道，童少生的輕慢與冷漠，已不是他一個人的態度。民生公司已被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弄到人心惶惶，勞資分裂，他一向引為自豪並努力維護的和諧奮進的公司靈魂已然消失。這個時候，盧作孚還惦記着輪船。下午，他在秘書課仔細地交代了民鐸輪的施救辦法。
致命的延誤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盧作孚在離公司不遠的小十字路口，遇見了鄭璧成的女婿陳克。陳克記得很清楚，盧伯伯那天對他說了一句話：「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岳父。」鄭璧成被迫離開民生公司以後，斷絕收入，一直由盧作孚以個人收入接濟。陳克當時沒有意識到，盧伯伯是要陳克這個晚輩在今後代替自己照顧老友呢。
盧作孚回到家，天還沒有黑，五歲的孫子盧曉雁覺得爺爺今天回家真早。
關於1952年2月8日晚上盧作孚家裏發生的事情，盧國維的記述最為詳細。
「當天下午母親因去婦女互助會（成員多是工商業者家屬）開會學習，會後又去菜園垻探望三弟一家。城裏家中只有我們的五歲男孩以及廚工、保姆（親戚）各一人。下午五時許，父親由公司回家後叮囑廚工、保姆說他很疲倦，需要好好睡一下，招呼孩子勿吵鬧，也不要喚醒他。說完即進入臥室關上房門去睡了。傍晚母親從三弟家回來，聽說情況後問睡了多久，聞知約摸一個小時，就關照讓他再睡一會兒。這樣又過了半個多小時仍然沒有動靜，方覺得不對，立即去推門。這才發現裏面給閂上了。同大家一起大聲敲、喊也無反應，母親緊張了，馬上囑廚工從窗口翻進去開門。母親一行進房後見父親仰臥床上，呼吸極度微弱。床頭柜上有兩個空小瓶，母親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藥瓶，其中一個是平日為幫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數幾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隻衣箱裏的。果然那隻衣箱已打開，裏面的衣物也翻亂了。這個急迫的檢視過程只經歷了一、兩分鐘。此時母親一面關照保姆把兩個孩子帶出去，一面按捺着萬分驚恐的心情自己叫電話到民生公司總經理室，請他們派人帶醫生來急救。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才見童少生帶了一個公司職工醫院的醫生從距離不過一公里的總公司（醫院就在公司大樓旁邊）前來，卻未見有救護車跟隨。醫生問明情況和按脈聽診後，只注射了兩針強心針，實際上新近更名為市立二人民醫院的仁濟醫院距離父母寓所（金城銀行物業）不到兩百米。該院有重慶市第一流的專科醫生，設備也好，民生公司與其長期有特約關係，父母親與該院幾位老醫生都熟識。童少生同這家醫院也多有往還。但他明知母親正處於驚惶失措、焦心如焚，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的關頭，卻不考慮聯繫醫院，只是望着公司的醫生給父親打針，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一再延誤時機，讓本來可以搶救過來的父親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那樣緊張的關頭，為什麼完全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延誤卻不能避免？我採訪過的好多人都如盧國維一樣，認為是童少生的責任，甚至認為他是有意延誤。直到採訪了張祥麟，並看到相關檔案後，我才感覺事情恐怕不是那樣簡單。
張祥麟回憶：
「上午（『三反』坦白檢舉會上）我檢討，也是做三反動員，邊動員邊檢討。下面還有歐陽平（也要做檢討），午飯後，我就去動員歐陽平，做工作，叫他上去表態，檢討檢討嘛。他又是民主黨派。我到他家裏去了，在他家吃的晚飯。從歐陽平家裏出來，回到民生大樓，就接到童少生電話，說盧先生出事了。我想盧先生能有什麼事呀？就去他家裏，看到盧先生躺在床上，旁邊有一個瓶子，還有個醫生。我問醫生有沒有辦法。醫生說沒有脈搏了。我馬上找陶琦，陶琦打電話給市委書記張霖之，張霖之也派來了醫生，但是晚了，脈搏沒有了。」
張祥麟說，當時，盧作孚的妹夫劉華屏也在現場。
這裏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事實是，盧作孚夫人蒙淑儀的判斷——盧作孚服用了過量安眠藥——沒錯。她的第一反應是往民生公司總經理室打電話。這時離盧作孚服安眠藥已有一個小時以上，待童少生得知消息，公司已下班，他找到醫生，然後一起到達民國路的盧作孚家。這個醫生搶救措施無力，只注射了強心針。盧國綸回憶中說，在場還有一位護士，是護士提醒醫生，盧先生服用了過量安眠藥。童少生只是再給張祥麟打電話，等張祥麟從歐陽平家回到公司，接到童少生電話，然後趕到盧作孚家，已失去了寶貴的搶救時間！
後來有人對童少生提出質疑，在找到張祥麟之前，為什麼不主張立即將盧作孚送往距離僅200米的仁濟醫院？眼見盧作孚的生命一點點流失，為什麼童少生竟然不能基於常識果斷做出一個簡單的正確決定！
以童少生在新政府領導下生活的經驗應該知道，盧作孚自殺，是非常嚴重的事件。他必須首先請示公股代表，公股代表張祥麟到場時，盧作孚還有生命跡象，在這以後的幾十分鐘裏，張祥麟也沒有想到要將生命垂危的盧作孚送到近在咫尺的醫院搶救，而是忙着向並不懂得搶救，當時又很難立即找到的上級領導請示，然後靜候市委書記從更遠的地方派出自己的醫生！真的是「優柔寡斷不知所措」！
盧作孚停止呼吸了，蒙淑儀此時已知關懷當天在公司大會上的表現，深感悲憤，禁不住說了譴責關懷的話。童少生立即說：「你要站穩立場呵！」
童少生這話，也可以理解為是好心提醒蒙淑儀，由此也可知，童少生的所有表現，都是為了「站穩立場」。後來的事情表明，民生公司所有職工，甚至盧作孚的親屬及子女，都被要求「站穩立場」！
一份「關於盧自殺的報告」寫道：「（盧作孚）二月八日晚六點服安眠藥片，八點多家人發覺，十一點我們得知，正擬急行搶救，因服毒過重，十一點四十分自殺逝世。」
當年只有五歲的盧曉雁記得，那天晚上，家裏來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他認得是民生公司的。有人把家裏的箱子柜子都用紙條封起來。
遺囑
2005年，盧作孚幼子盧國綸在公開的文章里寫道：
「父親留下的簡單的遺囑，是寫給母親的。遺囑用鋼筆寫在一張毛邊信紙上，字跡非常清晰。這張遺囑，事後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的人員帶走，至今下落不明。親眼見到這份遺囑的，僅有包括母親和我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當時我根據回憶記錄了下來，這份遺囑的內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這裏有必要對父親的遺囑逐條做一下說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指的是我們家1948年從南京搬回重慶，我二姐盧國儀主持搬家時，誤將借用民生公司的兩件舊家具一起搬了回來，當時我們家除這兩件誤搬回來的舊家具外，並沒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後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訴了父親。父親非常在意這件事，特別於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寫給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為南京破舊東西寫信給羅昌揚，尚未得回信，正準備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確實內容，以便歸還或賠償』（羅昌揚為當時民生公司南京辦事處主任）。父親一生大公無私，兩袖清風，絕不佔公家半點便宜，臨終時仍記掛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別首先叮囑母親一定歸還。
『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父親在這裏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會獎勵給父親的、從未參加過分紅的一點乾股。父親去世後，母親遵照父親的囑託，將此股票寄給了在武漢的民生公司董事會。但民生公司董事會按照國家政策沒有接受，後又寄還給了母親。
『今後生活依靠兒女』，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有職業，自然也沒有收入。父親雖然是著名的實業家，擔任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多年來只靠一份工資維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職收入都捐給了北碚的公益事業，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一直是相當緊張的。而此時，我們兄妹已陸續就業，因此父親才叮囑母親今後生活依靠兒女，為母親以後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於「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盧國倫寫道，「這表現出父親對自己所擔任的政治職務負責任的態度。」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對我談到證章，他解釋說：「還要退還證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種橢圓形證章，到西南軍政委員會時作出入證用。」
當時我說：「盧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證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這樣，但也是寒心哪。」
我有些驚訝，旋即明白，與這位八旬老人對視，他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送行與痛哭
1952年2月9日上午，一年前就被民生公司除名的原民生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周吾達正在牛奶公司上班，接到原來同事的一個電話：盧先生死了！周吾達驚恐不已，在辦公室里，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緒。等到下班後，他繞到民國路盧作孚的家，看到門前冷冷清清，不像是辦喪事的樣子。他不敢進去了，也不敢在門前久留，便轉身離去。走到附近的羅漢寺，他遇見一位民生公司職工。這位昔日同事對他說：「這個運動還要深入，盧作孚耍死狗不得行！」
盧作孚的遺體停放在民國路家裏，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沒有輓聯。前來弔唁的人很少。民生公司的職工們大都如周吾達，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只能在心中為盧先生送行。
1952年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開了董事會，董事們因盧作孚身後蕭條，決定補助盧家1000萬元（新幣1000元）做喪葬費，這當然並不是特殊的照顧，與前些年去世的彭瑞成相比，這些補助是相當微薄的。
10日下午，民生公司舉行課長以上的行政幹部會議，與會者除了兩個人以外，其餘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內，均痛哭失聲，以至民生公司黨組織向上級匯報時，說這個會「變成一個哭喪會」。但是，後來所有的回憶錄里，都聽不見記入《內參》裏的這些哭聲！
新華社向北京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裏特別提到童少生的哭。此一哭，很可能是童少生性情的最後表露，自此以後，他謹小慎微。後來，童少生成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的左派，歷任長航局副局長，四川交通廳廳長，四川省副省長，民建中央副主席。
盧國維寫道：「民生公司原董事長鄭東琴老先生（東翁）和一些高級職員都來悼念和安慰母親。」
2月11日下午，盧作孚的棺木蓋上了。這時，鄧華益來了，還帶來了他的兒子鄧安瀾。鄧華益要求將棺木打開，命兒子跪下，待十二歲的鄧安瀾給盧伯伯磕完頭，棺木重新合上。鄧安瀾很多年以後還記得，盧伯伯家氣氛緊張，好多人很警惕地盯着他與父親的一舉一動，還不時耳語。
盧國綸回憶，「2月12日，是父親出殯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關部門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隊伍人數很多，靈柩從民國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龍門，再由父親創辦民生公司時的第一艘輪船『民生』輪載運到南岸」。
對於這個細節，盧國維沒有用「送葬」一詞，他寫的是，「靈柩運送去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時，公司職工和船員數百人自發地排列在望龍門碼頭路旁目送，頻頻向家屬點頭、揮手招呼，望見他上了『民生』輪船，渡過長江併到了南岸，直到看不見送靈隊伍時才散去。」
盧國紀寫的是：「當我們護送着靈柩到達長江邊時，『民生』輪的船員們默默地站在岸邊和船頭，照應着靈柩上船。渡江以後，又照應着靈柩下船，然後默默地站在船舷邊，目送靈柩上岸遠去。」
老民生人陳代六說，那時大家都想去送盧先生，就是去看看，沒有人講話，不敢講。那麼，就只能是「目送」，而且是「自發」的了。
民生輪在江面上默默駛往對岸，突然，江上有輪船拉響了汽笛，不知是哪一條輪船上的職工，自發地以這種方式為盧先生送行。頓時，蒙淑儀和孩子們熱淚沾襟。
另一隻輪船上的職工，竟自發地為盧作孚先生舉行了追悼會！那是一隻老式的鋼殼小輪船，它的名字叫「生存」。
盧國倫的回憶中還說，「2月11日，我二哥盧國紀一家從北碚趕回重慶，其他兄姐或不及趕回，或尚不知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未能回來為父親送行，至為遺憾。」
盧作孚長眠在長江邊民生新村旁的小山崗上。三十多年過去了，他的大女兒國懿從海外回來為父親掃墓，他的孫子盧曉雁和朋友們在那一帶荒草叢中尋找，卻難尋爺爺安息的墓園。又過了一些年後，人們在北碚為盧作孚捐資修墓立碑，不少如周吾達這樣的老民生人從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錢來表達自己的心意，有了現在的作孚園。
《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