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0年間，上海文壇上的魯迅與梁實秋就翻譯問題曾發生過一次互不相讓的爭執。爭執的雙方都有豐富的翻譯實踐，但他們各自的翻譯觀卻大相逕庭。因此，1929年秋，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了魯迅編譯的《文藝與批評》一書後，梁實秋很快就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批評魯迅的翻譯文風。爾後，魯迅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進行反批評。兩篇文章構成了尖銳的對立，雙方交鋒的關鍵詞就是「硬譯」。
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中，梁實秋並不隱諱他對魯迅翻譯的不滿。「硬譯」作為批評性的詞，並非梁實秋自創，而是魯迅對自己翻譯工作的自況，當然也是「自謙」。在《文藝與批評》的「譯者附記」中，魯迅說：「從譯本看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下去而已。」
《文藝與批評》作為一本翻譯文集，內收蘇聯盧那察爾斯基（即「盧那卡爾斯基」）的六篇文藝評論。這本書的翻譯，魯迅自己的評價是「晦澀」。為什麼？一、也是自謙，「譯者的能力不夠」；二、多少是無奈，「中國文本來的缺點」。但如果從翻譯方法上看，晦澀，主要來自於魯迅自謂的「硬譯」，即譯句與本句之間詞對詞、句對句、語法位置一動都不動的翻譯。用魯迅自己的說法，這種翻譯，「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下引魯迅，如出此文，不另注）魯迅是「硬譯」的絕對論者，甚至認為，除了硬譯，就是不譯，至少他自己是這樣。
梁實秋無法認同這種翻譯理念。他的文章是從陳西瀅對「死譯」的看法入題。什麼叫死譯？陳西瀅說：「……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後，名曰翻譯：而『譯猶不譯』，這種方法，即提倡直譯的周作人先生都諡之為『死譯』。」梁實秋補充道：「『死譯』這個名詞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創造了。」（下引梁實秋，如出此文，不另注）
不難看出，經由陳西瀅闡釋的周作人的「死譯」，實際上就是魯迅提倡的「硬譯」。
由「死譯」入題，梁實秋接着就例舉了魯迅「硬譯」的三個句例。為了領略魯迅的翻譯風貌，這裏不妨抄錄其一：
【內容上雖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從受動底見地看來，對於勞動者和農民，是只能給與半肉感底性質的漠然的滿足的，但在對於藝術底化身的深奧，有着興味的勞動者和農民，則雖是觀念底地，是應該敵視的作品，他們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構成的本質，便可以成為非常的大的教訓。】
又是「底」，又是「的」，還有「底地」……因此，梁實秋儘管很慎重，「上面幾句話雖然是從譯文中間抽出來的，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下面話音一轉，「但是專就文字而論，有誰能看得懂這樣稀奇古怪的句法呢？」由於魯迅是按「板規」逐句逐字的對譯，在梁實秋看來譯出來的文句由於不合漢語就不免「稀奇古怪」，乃至晦澀了。梁實秋甚至打了個比喻，說自己讀這樣艱深的文字：「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
梁實秋不贊成「硬譯」（「死譯」）是顯然的。在陳西瀅對舉「曲譯」和「死譯」時，梁便表態：沒有完全的曲譯，只有部分的曲譯，後者「即使是錯誤……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死譯就不同了：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於不讀，枉費時間精力」。針對魯迅希望讀者「硬着頭皮看下去」，梁表示「我們『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
最後，梁實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有些句法是中文裏沒有的」，怎麼辦？梁認為不能按「板規」詞對詞、句對句地硬譯，而是「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着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梁實秋的文章發在《新月》雜誌1929年第六、七期的合刊上，同期還刊載了梁的另一篇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期雜誌魯迅「順便一翻」之後，便一石二鳥，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長篇雜感回擊梁的這兩個問題。
這裏，不妨只就翻譯看魯迅發言，文學階級性的問題不論，免得東西跳踉。而魯迅的這個文本，恰有這方面的問題。
歸納魯梁翻譯觀的不同，在於魯迅有個「板規」，即譯文和原文必得句式一樣，不能「將仂句拆下來」；而梁實秋不以為然，認為「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兩種翻譯觀的不同應該是正常的，可以商榷討論，也可以互相批評。那麼，魯迅是如何對待這次批評的呢？
反駁是從「硬」開始的。Ⅰ.針對梁實秋「我們『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魯迅這樣回擊：「梁先生自以為『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
這也正是魯迅的論戰特色。梁實秋到底硬沒硬着頭皮，這隻有梁實秋自己知道，別人是沒辦法懷疑的。但別人無法懷疑，魯迅卻能。一個本不是問題的事兒，卻被當作問題提了出來（言下之意，你梁實秋沒看懂，是沒有真的「硬着頭皮」）。但問題剛提出，魯迅便一下子跳離，跳到了新月社政治表現的「軟硬」上。新月社與這裏的翻譯有什麼關係，筆者不得而知。面對自己翻譯的生硬，魯迅「王顧左右而言他」，而且前後兩個「硬」又不是一回事。在同一問題中，使用同一詞彙卻切換它的內涵，邏輯上叫「偷換概念」。這是不是「陽面的大文」中的「陰面的戰法」？這戰法無以回應自己在翻譯上的「硬」，便指責對方在政治上的「軟」。後者影射的是包括梁實秋在內的新月同仁與國民黨之間的「人權論戰」。姑不論魯迅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新月社的實際表現（可參見筆者的《事出劉文典》），問題是，從翻譯到政治，這兩者間如果沒有必然的聯繫，那是不是扯？
所謂「東西跳踉」，即此謂也。Ⅱ.針對梁實秋「曲譯……究竟還落個爽快」，魯迅說：「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勾當」，這麼嚴重的詞，不就是翻譯方法不同嗎？原來魯迅移花接木，又跳換了意思。「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梁實秋的「爽快」是指翻譯語言的閱讀，與翻譯內容無干，而魯迅這裏卻轉指自己譯作的價值取向。把翻譯的語言不動聲色地置換為翻譯的內容，其手法和上面如出一轍。魯迅再一次迴避了「硬譯」所造成的閱讀困難，而且轉守為攻，那「爽快」的「勾當」我不干誰干，也就不言自明了。於是魯迅手中的筆猶如李逵的板斧，排頭砍去：「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着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閒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真是「一篙打翻一船人」。Ⅲ.針對梁實秋說魯迅的譯文「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魯迅很直接地說：「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居然就能把別人的批評指為「廢話」，筆者寡陋，還是第一次見到（奇怪的是，該文不是第一次讀，為什麼以前見猶未見）。但下面魯迅還是對廢話說話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魯迅還是認同了對方的說法，可見對方說的不是廢話，否則自己說的又是什麼呢。這句話擺明了，我要的就是這效果。「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着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地圖不是「死圖」，硬譯也不是「死譯」，至於要用手指，是你自己的事。「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繞了一大圈，原來是說梁實秋水平低。行文至此，魯迅並沒有就自己因「硬譯」而造成的「晦澀」作出正面回答，都是在一些邊際問題上遊走，意氣當頭，語多譏諷和不屑。這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灘典型的雜文體。
終於，魯迅解釋了自己的翻譯為什麼要「硬」。是因為「中國的文法」「不完備」，不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因此，「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這硬造包括「文法句法詞法」。至於由此帶來的晦澀，魯迅也承認，但又認為「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但經找尋和習慣……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至於現在「『伸出手指』，『硬着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魯迅並不介意，「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以上未注魯迅引文俱見《「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很瀟灑。但梁實秋是誰，梁實秋不是讀者嗎，不過是讀了後——用魯迅自己的話——「『嚴正』地下了『批評』」的讀者。莫非讀者中的誰誰提出批評，就對他們說：諸公，我的翻譯，本來就不是給你們看的。或者，誰批評了，他就要從「那若干的讀者」中開除出去？面對來自閱讀的批評，魯迅的態度是值得商榷的。
可以看到，魯迅這一態度不獨是對梁實秋，而是對所有不認同「硬譯」而提出批評的人。一年多後，魯迅就「硬譯」又開始了新的論戰，這回是與別人。一開頭魯迅就說：「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拼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不妨把有關詞彙摘出：「拼死命攻擊」、「祖師」、「徒弟」、「徒孫」。不就是批評嗎，怎麼成了「拼死命攻擊」？這話好像有一個潛在的前提，硬譯是不能碰的。梁、趙、楊三人各不相干，只因對硬譯不滿，就被硬綁到一個家族——拼死命攻擊——中，還被排為三代，儘管趙的歲數與梁同。最不幸的是那個楊晉豪，一個在讀的大學生，還沒出道，就被文壇長者蔑為「徒孫」。
可以不關心魯迅的硬譯及其觀點，什麼觀點不可以？但不可不關心的是，魯迅面臨和自己不同乃至反對的觀點時，是如何應對。比如，以什麼態度、通過什麼方式、使用什麼樣的話語、表現出什麼樣的語氣。所謂「文如其人」，想藏都藏不了。
以上作為一種展示，很明顯，魯迅不僅翻譯「硬」，對待別人的批評也「硬」，而且更「硬」。
「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魯迅好像是承認自己被打中了傷處，只是決不肯改變罷了。鑑於魯迅對「硬譯」的帶傷堅持、決不後退和梁實秋對它的毫不客氣的批評，就不得不關注這「硬譯」本身，哪怕是稍微。不能說魯迅的硬譯理論在他自己的邏輯中，沒有道理，但梁實秋的觀點不同樣有道理嗎？都有道理。問題在於，道理和道理是不好比較的，任何好的道理都要落實到翻譯實踐上，否則便是「空頭」。就翻譯實踐言，魯、梁之間的比較就很分明了。論戰開始時梁實秋曾例舉魯迅三段譯文，以見其硬。這次梁實秋為了比較，一仍舊慣，就達爾文的一句話，不但揭出魯迅的翻譯，而且自己也譯了一遍，甚至又附上了達爾文的原文，以供三相對照。如果略去達爾文的原文，下面就是他們兩人的翻譯了。孰魯孰梁，這裏且掩其名，讀後自然知道譯主是誰：
【競爭應該為一切的人們開放：法律和習慣，都不應該來妨礙有最大的成功和最多的子孫的有最大的能力者。
一切的男人應該有公開的競爭：法律和習慣不應該妨礙最有能幹的人去得最大的成功與養育最大數目的子孫。】
魯迅的「硬」，是不願「將仂句拆下來」，而梁實秋的「順」，則是「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兩種不同的道理導致了如此不同的翻譯實踐。孰短孰長，這幾十年前的翻譯之爭，到今天，更不難作出判斷了。
（選自《溫故》（之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