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1957年7月7日反右運動開始後，羅稷南（1898-1971）利用一次「圍桌談話」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向毛澤東提問：要是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此說一出，一時間全國眾多媒體競相報道了這個著名的「毛羅對話」。其實這個假設性話題，中國知識分子因從1949年以後政治運動的實際聯繫到自己的命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思考過；而魯迅本人對自己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命運，做過怎樣的估計與假設，似未被關注。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10月，是魯迅逝世十周年，許多作家就思考過這個假設性話題。當時，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雜誌特辟「要是魯迅先生還活着」的專欄，茅盾、田漢、蕭乾、臧克家、施蟄存、周而復、王西彥、魏金枝、熊佛西、劉西渭、林煥平、安娥等十多位作家著文對此形成共識：李公僕、聞一多既然己慘遭暗殺，那麼憑魯迅反對獨裁的堅定立場與不倔性格，倘活着難免是會被暗殺的。
這個假設性的歷史邏輯對不對呢？這個假沒自然是很有道理的。魯迅生前在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書信中也多次表達過，自己對不免於暗殺的預測與估計，確實留下不少關於這個話題的文字，今天讀來也還不得不敬佩其骨頭實在是最硬的：
近來中國式的法西斯開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蹤，一人遭暗殺。此外，可能還有很多人要被暗殺，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活着。只要我還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筆者按：這絕非戲文。魯迅友人楊杏佛（1893-1933）於一星期前的6月18日在上海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當時盛傳魯已上黑名單，但6月20日魯執意「送楊杏佛殮」。］
中國恐怕難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蹤。我仍在家裏，不知是因為沒有線索呢，還是嫌我老了，不要我，總之我是平安無事。只要平安無事，就姑且活下去罷。（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
我自己覺得，好像確有什麼事即將臨頭，因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來做買賣的人頗多，他們時時在製造危險的計劃。但我也很警惕，想來是不要緊的。（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倘若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然而我在提防着，內山書店也難得去。暗殺者大概不會到家裏來的，請勿念。（1934年7月11日致山本初枝）
這裏我們所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魯迅生前對舊政權崩潰新政權建立後，倘若自己還活着，以及文人的命運，有過怎樣的估計呢？魯迅給出的答案應該說也是現成的，只是這類資料鮮見問津罷了。重溫魯迅說過的一些話，對於我們理解後來發生的「毛羅對話」論爭，也是很有價值的，甚至將其視為破解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未嘗不可。
1927年，魯迅在《革命文學》一文中寫道：
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1895-1925，筆者按）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1888-1926，筆者按），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1927年，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演講中，道明了文藝與政治的分野。他說：
「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從前文藝家的話，革命政治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頭。」「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後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註定的運命。」「蘇俄革命以前，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1928年，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一文中，還從「先進國的史實」里清醒地認識到：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於八時間之暇，坐在黑房裏，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
魯迅甚至設想過「革命」到自已身上，還會搞無限上綱，「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
1930年，魯迅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又再次面對青年戰友們說出，自己對蘇俄十月革命後葉遂寧、畢力涅克、愛倫堡等作家的命運的思考，並向「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發出善良的警告，上帝不會請詩人吃糖果的。
魯迅屢屢從呵護文學家的角度發出的這些衷告，當時及很長時期竟被不少青年戰友不認同，甚至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後，還有人攻擊魯迅是搞虛無主義，這真可謂不可理喻了。
1934年後，魯迅聽到斯大林在蘇聯大清洗的事實，就曾極度憂慮地發出疑問：他們這樣干行嗎？（見《魯迅研究月刊》）
及至1936年，魯迅對李霽野說過一件事，陳瓊芝是這樣記述的：我曾經聽李霽野同志談過這樣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他從英國回來，到上海看望魯迅。魯迅和他談及馮雪峰，說他聽馮雪峰介紹革命形勢後，和他開了一個玩笑：「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我！」馮連連擺手，認真地說：「那不會，那決不會的！」魯迅原意是告訴李霽野，馮雪峰這個人是如何老實。（《魯迅研究百題》，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62頁）
陳瓊芝這裏所說，是否即所謂「孤證」呢？
其實，李霽野早在魯迅說這話的當年，1936年，他在魯迅逝世不久發表的《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就這樣記敘過：
諷剌着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攻擊，先生（魯迅。筆者按）故作莊重的向f君（馮雪峰。筆者按）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卻已長逝！
考察魯迅對這個話頭的一貫性，李霽野的記載較陳瓊芝的更貼近魯迅的原話。所謂「笑聲在耳」雲，因為這次把晤就在當年4月的春天。那麼，這次滬上聚首，魯迅筆下是否有記載呢？答案是肯定的。
《魯迅日記》1936年4月有三條記載：四月二十一日：得李霽野信。
四月二十二日：李霽野自英倫來，贈複印歐洲古木刻三帖，假以泉百五十。
四月二十四日：晚孔若君、李霽野來。（筆者按：孔若君，即我近來在《緣何一篇散文塵封半個世紀之久》等文中提到的孔另境。孔在悼念魯迅的《我的記憶》中寫道：「霽野從英國回來……我們去找他，他很高興，談了整個半天，一直到晚上八點半鐘，我們才辭別出來，這是霽野看見先生的最末一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夜。」）
再考李氏上述這段文字的寫作日期與刊布情況如下：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離魯迅逝世二十八天。先刊《文季月刊》，後收入據1937年初版複印的《魯迅先生紀念集》，見其悼文第一輯第68頁。
幾方面互證，李氏之說可為確證也。
那麼，魯迅對新政權之後自己的命運，是否還有親筆留下的假設呢？如果說，魯迅在1927年至1930年間所議論的，還大多出於對「先進國的史實」的理性思考，那麼在與被魯迅視為「奴隸總管」的周揚等左聯領導人的實際接觸中，則有了更多的經驗；不過大多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而多在私人的信函中。請看：
倘當（舊政權。筆者按）崩潰之際，（我。筆者按）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1934年4月30日魯迅致曹聚仁）
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1936年7月17日魯迅致「尹兄」楊之華，此信為新近發現，見《人民日報》，暫未為《魯迅全集》、《魯迅書信集》所收。筆者按）
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1936年8月3-6日魯迅作《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是魯迅面對徐懋庸「首先打上門來」實在沒有辦法的公開信。見《魯迅全集》第6卷第441頁）
若以魯迅親筆文字，印證魯迅與馮雪峰所開的玩笑並非空穴來風，其實質內容是吻合的，其思維邏輯是一致的。因為在魯迅看來，不管政權的舊與新，他都不抱有幻想，中國實在是個太久遠的古國；只要奉行強權政治，獨立特行的文學家及人文知識分子，橫豎都不會有好的結局。所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塊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殺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總之不在陽光下；而紅色恐怖則有在「偉大的旗子」、「大題目之下」的「實際解決」、「鍛煉人罪」和「戲弄威權」，多大張旗鼓地以運動的形式進行整肅，讓斯文掃地。
我們如果把魯迅對曹聚仁、馮雪峰、李霽野、楊之華（瞿秋白夫人），還有致徐懋庸信中說過的「假如活着會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預感、估計與假設，與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發生的「毛羅對話」的假設對照起來，平心靜氣地說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這是魯迅的宿命，也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宿命。
毋庸置疑，毛說也好，魯說也罷，同一個話題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只是縱橫捭闔的大政治家與敏銳深邃的大文學家各自角度不同罷了。毛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看來他倆雖然角度不同，並不膈膜，心有靈犀，確實有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的趨同或相通；就如同魯迅那篇《膈膜》所顯示的意蘊那樣，他們都扮演着各自的治於人與治人的角色。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