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7日，東省特別區警察處長米春霖接到了一份來自上峰的秘密指令，他隨即率領大批軍警突襲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
總領事館內，蘇聯總領事以及中東路沿線各站、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機關的領導們正在開黨委會，大家被破門而入的中國警察嚇了一跳。
米春霖以「俄人違反奉俄協定」為由，將他們全部扣押。
兩天後，東省特別區(中東鐵路的附屬地，轄區主要包括哈爾濱、滿洲里、海拉爾、綏芬河等沿鐵路城市)方面宣佈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
突襲蘇聯領事館抓人這種大事顯然不是東省特別區能做主的，事件背後的大佬不是別人，正是大家熟悉的「少帥」——張學良。
時間回到清末。
1896年6月，沙俄利用清朝甲午戰敗孤立無援的困境，以「共同防禦日本」為藉口誘騙大清簽訂了一份《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大家熟悉的「中俄密約」。
條約的簽署者為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與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財政大臣維特，地點在莫斯科。
「中俄密約」里有一條影響深遠的條款：中方允許俄國取得橫貫中國東北修築鐵路的特權，以縮短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路程，此即大名鼎鼎的東清鐵路，又名中東鐵路。
具體來說，大清和沙俄簽訂了一份《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及附件《中俄銀行合同》——清政府現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該公司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按計所有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並利息，照數償還。
熟悉鐵路系統的朋友都清楚，一條鐵路需要安排大量的配套設施，諸如：車輛段、車務段、機務段、工務段、電務段、通信段，甚至還有修理廠。
因此，中東鐵路的協定實際上包含了沿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
按照最初的設想，中東鐵路及周邊附屬區域內的各種要職應由中俄兩國分別派人擔任;可大清孱弱，自庚子國難之後整個龐大的中東鐵路系統就全部落入了俄國人手中。
這相當於在中國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了一個「國中之國」，面積和危害都要比英法美劃的那些城市租界大得多。
1905年，隨着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兩國大致平分了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相當於日本人從俄國手裏搶了半個東北。
大家看下圖。
鐵路方面南北滿以長春為界，日本控制的長春以南路段被稱為南滿鐵路，長春以北以中東路為骨架的東西向鐵路仍由俄國控制。
由於分屬兩個列強，導致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的軌距不一樣，二者無法聯通。
中東鐵路示意圖，1903年完工。完整的中東鐵路東西段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海參崴;南北段從哈爾濱到大連
1917年，俄國來到歷史的節點。
二月革命沙俄滅亡，中東路轉由北洋政府和俄國臨時政府合辦，仍維持「國中之國」的狀態;半年多後，十月革命爆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走上世界舞台。
當時整個一戰的協約國參戰方(包括北洋政府)都站在俄國臨時政府一邊，不承認布爾什維克。
而列寧為了緩和周邊關係、鞏固新政權，主動發表對華宣言示好，表示願意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俄國在華特權，同時提出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給中國——前提是中國承認蘇維埃政權。
北洋政府的國際視野真是不怎麼樣，天上掉餡餅的好事還不趕緊接着，面對列寧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兩次發表的對華宣言，北洋政府均因不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而拒之不理，錯失良機。
1922年，蘇聯成立，北洋政府被迫予以承認。
由於新政權局面已經穩固，蘇聯對華立場退步為「廢除一切損害中國主權的條約，而中東鐵路系商業性質，須由兩國共管」，這便為後來的中蘇大戰埋下伏筆。
1918年，張作霖統一滿洲，之後東北奉系的力量逐漸強盛，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持着北洋政府主導權。
對於中東鐵路這個「國中國」，張作霖如鯁在喉，他時刻注意着俄國局勢的變化，頻頻主動出擊。
1920年3月，趁中東鐵路工人大罷工和俄國內戰之際，奉系軍隊解除鐵路沿線白俄軍武裝，接管路務。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收回中東路司法權，頒佈《東省特別區法院編制條例》，將中東鐵路附屬地改稱東省特別區。
1924年5月，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與蘇聯代表加拉罕(曾任蘇俄外交部長、首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落實中東鐵路「中蘇共管」的模式。
不僅如此，由於當時北京「城頭變幻大王旗」，蘇聯還專門和東北奉系軍閥簽了一份《奉俄協定》，蘇方立場繼續退讓至：「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沙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從中大家不難發現，早期的蘇聯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是非常溫和的，與日後那種霸道蠻橫的風格完全不同。
一方面新政權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另一方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激戰正酣，無心他顧。
1925年底，張作霖奉軍與馮玉祥西北軍開戰，蘇聯支持馮玉祥，蘇方以張作霖軍隊累計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債款達1400萬盧布為由，拒絕奉軍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
張作霖也不是好惹的，他命令奉軍護路司令張煥相拘捕蘇聯中東路局長伊萬諾夫，一時間奉蘇兩方劍拔弩張。
儘管在日本的調停下張作霖最終釋放了伊萬諾夫，但奉系和蘇聯的梁子卻已經深深結下。
二十年代的中國風雲變幻，隨着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登上歷史舞台。
「四一二事變」後，蔣介石政府奉行「絕俄」政策，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通過《對蘇絕交決議》，頒令撤銷對蘇聯領事的承認，封閉蘇聯在華的商業機構。
南中國日月變天的同時，北中國局勢同樣波譎雲詭，1928年夏天，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少帥張學良上台統領奉系。
當年年底，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換成南京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年僅28歲的張學良被南京政府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
至此，中國自大清滅亡後首次實現了表面上的統一。
有關東北易幟的新聞報道
新朝新氣象。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蔣介石指示外交部長王正廷發動一場以修訂不平等條約為中心的「革命外交」，英美的利益他不太敢動，主要目標放在了已經撕破臉的蘇聯(繼承自沙俄)和次一等的列強身上。
東北易幟後的張學良顯然繼承了蔣介石反蘇的大方針，在少帥眼中，蘇聯看上去更像是沙俄帝國崩潰後的產物——經濟凋敝，軍力落後，之前對北洋政府和奉系一再忍讓。
恰巧當時張學良的一名親信張國忱(東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書)收到其密友白俄將軍托馬舍夫斯基的情報：斯大林正在實行的集體農莊化政策導致農業生產嚴重破壞，蘇聯陷入嚴重的饑荒，傳統糧倉烏克蘭餓殍遍地，政權岌岌可危……
於是血氣方剛的張學良遂把「革命外交」的目標定在蘇聯控制的中東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上。
從1928年底開始，張學良頻繁施壓蘇聯，奉系東北政府單方面收回了中東路路區的警務、市政、稅務、教育、地畝等主權，蘇聯均沒採取強硬的報復措施。
比如12月24日，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強行收回中東鐵路電報局與哈爾濱市自動電話局，蘇方僅是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一百多萬元，再無下文。
1929年3月1日，東北當局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立場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六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
儘管讓渡了部分主權，但對於鐵路運營的核心利益蘇聯始終不肯讓步，在與蘇聯進行了數輪外交談判無果後，少帥判斷蘇聯外強中乾，決心採取強硬措施，這便有了本篇開始的那一幕。
與血氣方剛的少帥張學良不同，1929年中東路事變發生時斯大林已經年逾五十，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當時蘇聯內部大規模工業化剛剛起步，外部強敵環伺，這使得斯大林對於在遠東和中國打一場大戰非常猶豫。
一旦戰爭規模控制不好，還容易把日本這個「神經刀」給攪和進來，搞出一幕日俄戰爭2.0的大戲，想想都可怕。
正因如此，前期蘇聯對於張學良收回中東路的各種權益的動作一直非常忍讓，只要核心運營權放在蘇聯手中，其他的都好商量。
不過張學良卻把斯大林的重重顧慮理解成了蘇聯外強中乾，加上蔣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子繼父位後急需立威等考量，少帥最終採取了極端手段——查封蘇聯領事館，計劃強行收回中東路路權。
雷厲風行，不給蘇聯人留一點餘地。
中東鐵路齊齊哈爾火車站
面對「五二七事件」中被查封的領事館、被扣押的蘇方人員，5月31日，蘇聯政府直接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
抗議的同時，蘇方再度釋出善意，表示願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權限作為交換條件。
一方在求和，另一方在做啥呢?備戰。
6月初，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致電張學良，稱對蘇有可能「群議絕交」，詢問東北方面有無抵抗的實力。
6月下旬，張學良在瀋陽召開東北政務委員會的對蘇會議，決定屯兵中蒙邊界，全面接收中東路。
7月上旬，張學良抵達北平與蔣介石會晤。
老蔣和張少帥、閻錫山、外交部長王正廷、民國駐蘇外交代辦朱紹陽等舉行會議，最終開出了這樣三條結論：
1、堅持對蘇強硬，武力接管中東路;
2、與蘇斷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蘇開戰，南京政府可出兵十萬、資助軍費幾百萬銀圓;
3、收回中東鐵路，驅逐所有俄籍人員，並迅即付諸實行。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蔣介石和張學良想要收回鐵路權益當然是件好事，值得鼓勵。
但凡事要講方法，講策略，更要講實力，否則豈不是禦敵不成反遭其辱?
北平會議定調後，7月10日，東省特別區派出2000餘名軍警和工作人員強行收回中東路。
東北方面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蘇聯機關及設施，逮捕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等人員200餘名，將蘇方局長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59人驅逐出境。
不僅如此，蘇聯駐東北的商船隊、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紡織公司等也被全部沒收，一個不留。
話說張學良在動手的同時還切斷了同蘇聯的電報聯絡，按道理講實在是沒有必要，戰爭史上打打談談的情況多了去了，美蘇古巴導彈危機瀕臨核大戰的情況下還知道背後留一手溝通管道呢，拉黑刪除那都是小孩子做的事情。
即便東北方面採取了如此激烈的手段，蘇聯一開始還是表示希望和平解決中東路問題，可東北方面未予理會。
7月13日，蘇聯政府繞過張學良，直接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蘇方表示願意通過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提出立即召開會議等三項建議，限期三日內答覆。
收到蘇方通牒後，慫慫的南京國民政府把張學良推到了前台，自己連給個回復都不敢。
7月17日，由東北當局出面回復稱：「蘇聯的中東路各機關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協定》之規則，我國於中東路應有收回之權力。」
蘇聯對該答覆十分不滿，次日，莫斯科宣佈召回駐華使節，斷絕中蘇間鐵路交通，驅逐中國駐蘇代表，與中國斷絕邦交。
這是要採取軍事行動的前兆了。
那麼此時的國民政府又在幹什麼呢?你當時可是力挺張學良的。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蔣介石召集胡漢民、戴季陶、孫科等人開會討論東北局勢，這群高手們一致認為：蘇聯只是恐嚇，不會出兵;若蘇聯出兵，日本也將難以沉默。
於是蔣介石電報張學良，表示中央對蘇作戰已有全盤考慮，全國軍隊可隨時增援，鼓動張學良繼續對蘇強硬。
1929年7月26日，蘇軍在中東路西端的滿洲里方向開始向中國境內炮擊，小規模軍事衝突打響。
與蔣介石和張學良「蘇聯色厲內荏」的樂觀判斷不同，斯大林戰前做了最壞的設想，他懷疑東北軍和國民黨沒有這麼大的膽子敢貿然與蘇聯撕破臉，背後大概率有英國、日本或者是美國的支持。
即斯大林判斷中國強硬收回中東鐵路是某個列強的對蘇「牽制性行動」，應該還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於是他命令成立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大部分兵力在遠東當地招募，只有少量精幹部隊是從其他方向調來的。
事實證明，斯大林想多了——蔣介石和張學良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列強。
真要說有哪個列強起到了一點威懾蘇聯的作用，主要是日本。
前面提到過，斯大林非常害怕把日本這個「神經刀」給攪和進來，新誕生的蘇維埃政權經不起一場日俄戰爭2.0.
那怎麼判斷日方的態度呢?熟悉戰爭史的朋友們都知道，紅色蘇聯的情報工作向來非常出色，常有驚人斬獲。
1929年8月，莫斯科從蘇聯駐日本東京大使館處得到關鍵情報：只要蘇軍不過度深入中國境內，日本不會幹涉蘇聯對中國的軍事行動。
得到情報的斯大林大喜過望，正式拍板對華出兵。
曾擔任北伐軍顧問的蘇聯元帥布留赫爾，1938年被斯大林下令槍斃
這場戰爭的時間跨度大概是五個月，激戰主要有40多天，發生在1929年的十月和十一月間。
參與此次對華軍事作戰的蘇軍高級將領有兩位——負責起草作戰方案和實際指揮的布柳赫爾，以及坐鎮赤塔野戰總部的伏羅希洛夫。
蘇軍前期動用的兵力約4萬人，後期增至8萬;對手東北軍參戰的兵力大概是10萬。
至於戰爭的具體過程，此處就不做介紹了，可以用「一邊倒」三個字來形容。
陸戰方面，佔據兵力優勢的東北軍丟盔棄甲、喪權失地，傷亡比高的驚人，還被俘虜了上萬人。
水戰方面，從張作霖時代開始辛苦籌建的東北海軍江防艦隊幾乎全軍覆沒，6艘江防艦艇5艘被擊沉，1艘重傷退出戰場。
整個激戰過程中，先前信誓旦旦許諾張學良「出兵十萬」的蔣介石除了抗議、指責外沒有絲毫實質性軍事行動，少帥一敗塗地。
眼見局面不可收拾，張學良不顧南京方面的反對，主動派人向蘇聯求和。
最終，張學良以恢復蘇聯戰前在中東路的所有權力為條件單獨與其訂立了城下之盟，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
南京國民政府則依然強硬，認為這是地方軍閥擅自越權簽定國與國間條約，故不承認此協定。
被蘇軍繳獲的東北軍督戰隊旗幟
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一場轟轟烈烈的中東路鬧劇至此落下帷幕。
這場戰爭對於二十年代末風雨飄搖的中國來說可謂是百害而無一利，直接促使日本在兩年後做出「九一八事變」的冒險舉動。
作為衝突的特殊第三方，日本關東軍始終密切注視着中蘇交戰的一舉一動。
對於此時的日本來說，中國和蘇聯都是嶄新的對手。
紅色蘇聯繼承自沙俄，比起1905年日俄戰爭時國力有了幾分長進呢?日本心裏沒底。
奉系從張作霖時代開始實力穩步上升，無論財力還是軍力都足以笑傲關內各路軍閥，麾下號稱有三十萬之眾，還搞起了奢侈品海軍;到底是真老虎還是色厲內荏呢?日本心裏也沒底。
這回好了，老蔣和少帥主動擺擂台表演了一番，底牌盡露。
另外，由於戰後蘇聯勢力大舉進入東北，催生了日本人行動的緊迫感，僅僅在中蘇停戰一年零九個月後，關東軍即鋌而走險發動全面入侵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而此時的張學良無論是對東北軍戰力還是對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都極度失望。
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他不願意讓部下做「無謂的犧牲」，因而提出「全國抗戰論」，為日後的西安事變埋下伏筆。
番外
一個政權的內政和外交是相互聯動，互相影響的。
由於大戰的結果是東北軍慘敗，有人揣測老蔣下的是一手「借刀殺人」的好棋，即利用外部勢力削弱國內實力最強的奉系地方軍閥。
至於說真實歷史中蔣介石有沒有這層考量，大家就見仁見智了。
中東路事件前蔣介石與張學良會面，1929年7月
聊完了蔣的意圖，那麼作為真正決策者和當事人的張學良又是怎麼想的呢?
第一重目的可能與老蔣類似。
二十年代的東北面臨蘇聯和日本的雙重外部壓力，用張學良自己的話說：「兩大帝國主義(蘇、日)對東北進行瘋狂滲透，導致北患無休無止」。
可按照大家通俗的理解，日本人與張學良有殺父之仇，為什麼不先動「白」呢?這一點正文中解釋過，當時少帥麾下的高參們大都判斷蘇聯更軟，更容易捏。
大家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理解當時人們的判斷，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日本打贏日俄戰爭後國勢蒸蒸日上，儼然亞洲小霸王;而俄國在戰敗後國內民變動盪此起彼伏，日漸孱弱，走上下坡路。
至於說蘇聯，那時的紅色帝國剛剛誕生沒幾年，尚處在被列強封鎖圍困的風雨飄搖之際，是騾子是馬誰又知道呢?
所以說戰爭這種事情，很多時候你不打一下試試是不知道誰幾斤幾兩的，雙方都覺得自己「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戰前發生誤判很正常。
晚年張學良。1995年張學良攜趙一荻離開台灣赴夏威夷定居，在這裏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六年時光。
回到少帥的初衷。
除了反蘇、收回主權和撿軟柿子捏外，影響張學良動手的另一層因素是當時的國內輿論。
中東路事件爆發前的半年，張學良剛剛做出「東北易幟」的重大決定——他拒絕了日本人的百般拉攏，通電全國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一時間讚美如潮。
作為一個年僅28歲便統帥東三省數十萬大軍的有為青年，張學良在回憶錄里曾這樣寫道：「那個時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
半個多世紀的滄桑隨風而逝，或許這就是少帥的心裏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