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基於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毛澤東為了徹底消滅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中不滿的聲音,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勵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對於毛和中共的姿態,一些曾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沒有上當,但還是有不少天真的知識份子坦誠相見。這些知識份子所提的意見,不僅切中了中共一黨專制下日益彰顯的弊病,表達了對民主的訴求,而且部分言論更直指中共黨魁毛澤東。五十多年前的真知灼見讓今天的我們亦感慨萬分。
如機械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雷天覺就問道:「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迄今這個問題也沒有過時。根據中共1954年制定的憲法,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可中共這個所謂的「先鋒隊」什麼時候代表過工人階級的利益呢?如果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怎能領導中國呢?
與之相近似的質疑還來自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廣西自治區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等人。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李任仁的意見是:「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里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的則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交通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麼意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為此,他提出搞「政治設計院」的主張。
1936年參加中共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
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矛頭是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1956年6月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因此他質問為何現在的12位副總理沒有一個非黨人士。
1957年6月2日,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了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公開為胡風抱不平:「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自全國各地質疑中共一黨專政和毛統治的聲音讓中共很是惱火。隨着鳴放言論的激烈,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掀起了聲來勢浩大的「反右運動」。其結果就是所有提出質疑聲音的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其中還有一些20多歲的學生。他們的青春不僅從此葬送,而且從此陷入了不斷被「整」的噩夢中,甚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比如北大新聞系的林昭。
反右運動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讓眾多的知識份子對政治噤若寒蟬。一些人選擇了沉默自保,一些人則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原本應擁有士大夫氣節的知識份子就這樣被摧垮了意志。
不過,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五十多年前,有一批勇敢的人,站出來表達了對中共一黨專政的不滿。五十多年後,面對依舊沒有改變的現實,我們是否也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對中共政權說「不」呢?